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以及经济总量,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从历史来看,中国曾较长时期处于大国的位置。近代以来,中国衰落了,衰落的根由有很多,比如科技的徘徊不前、战争及自然灾害频繁、统治的僵化保守、吏治的严重腐败,等等。但归根结底,是制度的内卷化造成了在科技引领下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适应。
“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是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首创。他用这一概念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它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身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后来这一概念被一些学者应用于描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特别是农业部门的发展状态。“农业内卷化”是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其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化、系统内部精细化和复杂化。黄宗智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单位劳动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他称之为“过密化”。他提出,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糊口农业共存,商品化并未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反而加固了糊口农业中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的“过密化”程度。美国学者杜赞奇把“内卷化”用来描述政治过程和问题。他提出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或社会体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我们同样可以把“内卷化”应用于一国制度的变迁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了一国的发展现状,是造成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差别的最终原因。制度的内卷化,是指在制度演化变迁的过程中,不是通过制度创新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益大化,而是通过强化固有的体制机制,在制度存量上细节中打磨,试图降低交易摩擦,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内卷花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对制度改革和完善的边际效益迅速递减,直至再也无法改进,而这往往预示着社会动荡的开始。中国近代史上就曾经上演了这一幕悲剧,清末的宪政革命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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