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
周作人曾于四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名为《道德漫谈》的文章，其中说：“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ciJ此说既是周作人对于儒家传统之历史演进的看法，也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问题在于，原初儒家与后世儒家的区别在哪里？仅仅是汉儒多了些荒诞分子，宋儒转益严酷么？当然也不完全如此，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作人写道：“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来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就成为儒家衰微的原因。”在这里，他将儒家衰微的原因归结为法家与佛教的双重影响，但是此种见解似乎也处在变化之中，因为他还曾说过：“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若照此说法，则法家的影响因素似乎又被剔除在外了。
不论说法如何变化，周作人的意思，始终是在强调，正统儒家的衰微乃肇因于外在思想之影响，以至于名存实亡，徒有皮囊，而无筋骨血肉，此等论说，与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中对儒家传统脉络的描画十分相像，惟何氏单独拈出程颐与浙东学派一线，以为正统儒家之遗存，而周作人的态度则更加悲观，直接认为儒家传统已经“衰微”了。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秦晖在《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一文中所提出的“法道互补”说法，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尽管真正的儒家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血脉一直不绝如缕，到现在也仍然不失其光华。但实际上就整体而言，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而正如经济上因乱而管、因死而放，遂使‘死”乱’互为因果一样，在‘文化’上恶欲横流成为‘管’的理由，假话连台又成为‘放’的依据，于是假与恶也就互为因果，形成怪圈。“
确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儒道互补“模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林语堂，在其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有一段这样的著名议论：“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2]若翻阅周作人的文集，类似的论述其实也可以找到，只不过比林语堂多添了一个“法家”：“道家前辈经验太深了，觉得世事无可为，法家的后生又太浅了，觉得大有可为，儒家却似经过忧患的壮年，他知道这人生不太可乐，也不是可以抛却不管了事的，只好尽力的去干了看，这即是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3]然则林语堂的论述是轻妙的、鉴赏式的，而周作人就没有这么乐观，他甚至觉得，在道家与法家的夹缝之中，真正的儒家只是一种微弱如同萤火的存在：“我常觉得中国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和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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