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 （1910-1998）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的著述，如广为传播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均已成为20世纪的经典。

杨绛（1911-2016），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著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干校六记》，随笔集《将饮茶》，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本书由香港《明报月刊》授权，集辑了《明报月刊》自创刊以来50年之所有与钱锺书、杨绛有关的文集、文本、印象、掌故等，上部取名为“文化昆仑——钱锺书”，约13万字，绝大部分内容从未发表见刊，只曾载于香港《明报月刊》某段时期。六万字分为七部分，分别为：1.印象 2.掌故 3.文化与访谈 4.小说选读 5.追念 6.评述 7.附录，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是近50年来尘封档案，隐约可见钱锺书的铮铮傲骨，文人中的真骨血。正所谓“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下部取名为“随遇而作——杨绛传”，约12万字，内容也是前所未见的居多。但与上部“钱锺书”相比，下部更偏重于情感经历。其中《充盈亲情和忧伤的“我们仨”》娓娓道出了杨绛与钱锺书六十多年间的生命痕迹和对爱女成长小事的深情记述，《“经受折磨，就叫锻炼”——怀念杨绛先生》则写出了杨绛常以温柔敦厚的态度，坚持刚正不阿的原则的人生信条。

读罢让人不禁掩卷长叹：不愧是大师，不愧是大先生，绝世才华绝世姿，一生身世一篇诗，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他曾向“右派”分子走过来……
　　—我印象中的钱钟书先生
　　文洁若 文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月，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凛冽的寒风中，钱钟书跟萧乾这样一个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右派”，在街头长谈了一刻钟……
　　刚才从广播中惊悉钱钟书先生已于十二月十九日逝世，使病中的萧乾和我沉浸在深切的悲哀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萧乾和钱先生一道参加过一套英国丛书的编委会。早在四十年代初我就听姐姐们谈起过钱先生。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我大姐和三姐在东京圣心女子学校攻读英语。三姐的同窗孙探薇（后来她与萧乾《大公报》时代的老同事朱启平结了婚）于我们回国后，继续在圣心读到毕业。接着，她回到上海“孤岛”，就读于震旦大学，师从钱钟书。她对钱先生的渊博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钱先生的领导下做过几年《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的黄爱（雨石）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谈起，有一次钱先生到西单一家旧书店去，书架上陈列的古书，他无一不能说出内容。
　　一九五八年四月，萧乾被错划成“右派”而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五九年国庆节我去探望过他一次。转年春节，他被批准回京探亲，自是喜出望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过去的顶头上司家去拜访，结果讨了个没趣。其实我也太天真了。“反右”斗争后，我依然在外交部做编辑工作，没觉得自己受到歧视。近几年读了一些作品，才知道我们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的做法，算是最文明的了。而不少“右派”家属受的压力太大，有的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萧乾碰了一鼻子灰，浑身发抖，怕出车祸，连车都不敢骑了，便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穿过西总布胡同，准备到文联大楼去。他戴上“右派”帽子后，工资早已停发。每月除了在农场领二十六元生活津贴外，另由文联大楼财务科发四十元家属津贴。我对他说：“这个月的津贴，你自己去领一下才好。因为这是你和北京原单位唯一的一点联系了。”
　　快要踱到金鱼胡同西口时，只见钱钟书先生迎面健步走来。他当时住在坐落于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大概是到王府井去办什么事，正在回家的路上。三十年代中叶，萧乾在上海期间，曾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杨绛的作品。他还费了点周折，把稿费转给偕同钱钟书正在英国深造的杨绛。萧乾旅英七年回国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间，虽与他们伉俪同在上海，并且时而在各种场合见见面，但谈不上有什么私交。这次他回京探亲，最怕与熟人相遇，就急忙扭过头去，假装没认出他来。岂料钱先生匆匆赶过来，热情地大声招呼他道：“哎呀，萧乾兄！好久不见啦！”
　　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他们两个人伫立街头，足足聊了一刻钟。主要是钱先生谈，萧乾倾听。当时那可是北京首屈一指的繁华地带，又在节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谁都知道，那年月要是给什么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但钱先生亲切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将近四十年来，萧乾讲给我听的这桩往事不断地萦回在我的脑际。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中，跟像萧乾这样一个被打成“贱民”者在街头交谈，是需要点勇气的。此事说明钱钟书先生不仅是一位睿智的学者，还是一位坦荡荡的君子。
　　钱钟书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明报月刊》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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