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好动的小孩，而我的好奇心也很强。我经常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校长查尔斯?格罗布瓦——他经常来听我们一年级的课——总戴着一只棕色的皮手套。对此我一直心存疑惑。我的结论是，他肯定弄丢了另一只手套，而且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学校里听课，所以没时间去买一副新的。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失去了右手。虽然手有残疾，但在与朋友们一起演出的室内音乐会上，格罗布瓦却担任小提琴手。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被反复教导，不正确地使用法语是一项不赦之罪！很多年后，在巴黎的一次法国公学校友聚会上，我以前的同学珍宁? 雷诺回忆说，她在小学时曾经问过我是不是法国人，我回答说“不，罗马尼亚人 (Roumanienne)”，而她则傲慢地向我指出，罗马尼亚人应该说成“Roumaine”。
法国公学的五百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是法国籍，其中一小部分来自比利时和瑞士的法语地区，还有一些是来自印度支那和非洲的会讲法语的小孩（他们的父亲在法国殖民军队中服役，就驻扎在上海）。非法籍的学生则主要包括无国籍的俄国人、欧亚混血儿（父母一方是法国人）和少数上流阶层的中国人。这所学校并不采取任何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歧视性政策。瑞娃的同学玛格丽特 ? 何的父亲就是中国政府的一名高官，她和妹妹经常来我们家一起学习、吃饭和玩耍。我们也去过她们家，但我们双方的家长却从未见过面。我父母从来没有结识过说英语的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中国家庭。这两个社会地位相似的群体之所以如此隔膜，与其说是因为各自都有优越感，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彼此都缺乏兴趣去了解对方的文化。我有个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名叫克劳德? 达罗索，他有个妹妹叫克里斯蒂亚娜，虽然他们的父母是来自安地列斯群岛的非洲人，但他们俩却被大家认为是真正的法国人，并被白人学生们视作自己人。他们的父亲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于法国军队，在上海时是军队里的一名军需官，因此他的家庭也跟法国人同属一个社会等级。可是，中国人的看法却与此不同。每当克劳德跟我们一起骑车离开学校时，总会有中国的行人停下脚步盯着他看，并冲着他指指点点，因为非洲人在上海很少见，通常所谓的外国人要么是白种人要么是日本人。所以说，虽然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自视很高，但跟美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后者）比起来，他们对其他民族倒并不是特别地蔑视。
公共学校必须实施非宗教的世俗教育，这一点早于1881成为法国的法律，但一位上海的天主教神甫博塞神父每周都要来我们学校一次，向准备领圣餐的小学生们讲授教义问答。生活在中国的法国官僚们并不认为，在世俗学校进行每周一次的宗教教育违反了法国本土政教分离的严格法律。另一位神甫——来自耶稣会的雅坎诺（中文名为饶家驹）——也经常来我们学校，大概是来见我们的校长吧。有好几次，他在学校的操场上一边等候一边看我们课间玩耍。同学们见到他都会低声说“神父好”，我却不声不响地走过去，不愿意对一个天主教的代表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听说天主教对我信仰的宗教持批评态度。不过，我竟然惊奇地发现他上衣的一只袖管空空地垂在那儿，因为他的一只手没了。我当时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地位很高的法国人好像都只有一只手呢？
法国公学的法籍和外籍学生们整天都沉浸在法国的文化和历史里，从低年级开始就要背诵《我们的祖先高卢人》（Nos anc?tres les Gaulois），我们很快就相信只有法国才有文明和文化。我们背诵法国国王的姓名以及他们的统治年份，学习英勇的法国陆军和海军军官们如何率领部队战斗并征服远方的殖民地，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们不惜牺牲生命，将文明和基督教带给野蛮的土著人。在小学的地理课上，我们得画出印度支那、北非、“黑非洲”、安地列斯和南太平洋群岛的详细地图，并需要记住这些地方。看到地图上英国人比法国人有更多的红点（殖民地的标志），我感到很气愤；得知残忍的英国人将圣女贞德活活烧死在火型柱上后，更是感到无比震惊。
像我的同学们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从上海的侨民们所讲的语言就可以判断出他们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一点特别明显。有一天，母亲乘了一辆人力车来我们学校，而平时都是由父亲开着他的汽车来接我和瑞娃。当我走向母亲的时候，听到她正跟一个朋友用俄语交谈。一见到我，她就用带着浓烈的俄罗斯口音的英语对我说，要我等她一下。在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意过父母的英文带有明显的俄国口音，但此刻我却感到极为尴尬。我很快地跑开，直到同学们都走光了才回来，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把我当作白俄——那时我已经知道白俄的社会地位只比“混血儿”高一点儿，我一直坚称自己是罗马尼亚人。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当我到了十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能够听懂一些俄国同学之间的俄语交谈，但我假装听不懂，可是又会偷听他们怎么议论我——他们从来没说过我的好话。我不想跟这些俄国同学成为一伙，要是知道我是犹太人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也不会想跟我交朋友。
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开始给上海居民发放配给卡，大家每天都得排队购买面包、大米、豆子和食用油——当然，前提是这些东西有得卖的话。因为通货膨胀增加，日本人发行的货币开始变得毫无价值，母亲不得不对日常开支精打细算，因为她不想这么快就把家里的金条卖光。电力供应减少到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我们再也不能使用电冰箱了，父母只好订了冰块，由人骑着自行车送上门，然后卸到我们家食物储藏室的一只大木头冰盒里。煤气的供应也很有限，母亲因此不得不买了一只烧煤炭的炉子，她和男仆就用这只炉子做饭。春天和初夏时节，他们会在花园里做饭，到了冬天就只能在厨房里做饭了，但必须得开着窗户让呛人的烟散出去。
到了夏末，父亲卖掉了他的小莫里斯，因为现在只有日本军人、高级别的中国、德国和意大利官员以及一些法国警官才能开私家车。由于汽油短缺，公共汽车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燃料，所有车的后面都配备了很大的汽油桶，里面装满木炭，汽车一边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缓慢行驶，一边喷出浓浓的黑烟。我喜欢坐有轨电车，但它们中途常因突然断电而停下来，这样我就只好改乘人力车或者骑上我那辆日本产的劣质自行车了——店里只有这一个牌子的自行车卖。每次看到父母骑自行车，我们姐妹仨就觉得好笑，因为那时候一般只有小孩或者十几岁的年轻人才会骑自行车。虽然车是日本生产的，我却非常喜欢我的那辆自行车，它的车身被涂成了白色，车把上还镀着闪亮的铬。
看到同学们都将法国国旗挂在自行车车把上后，我就要老爸爸为我缝一面罗马尼亚的国旗——虽然我知道我们其实并不是罗马尼亚人。我不知道这面旗子是什么图案或者什么颜色，就叫父亲画给我看，但他立即否决了我的计划，并解释说罗马尼亚是站在轴心国一边的。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们登记的正是罗马尼亚公民，而日本当局发给我们全家的身份证上画着红色的斜线，表明我们是轴心国的盟友。不过，我们这个亲纳粹和法西斯的国籍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因为在日常的逐户检查时，父亲拿不出文件证明他是罗马尼亚公民。在这之后，我们作为轴心国公民的身份证被换成了新的证件，上面标明我们是上海的无国籍居民。
1942年10月，占领上海的日本当局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超过13岁的敌国公民都要佩戴鲜红色的布质袖章，上面标明他们各自国籍的首字母，还印着黑色的身份登记号码。我的姨夫拉尔夫刚刚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他认为自己的袖章是一种光荣的标志，于是特地戴着袖章照了一张相片，西装外套的袖子上有一个很显眼的字母B，代表他是英国的国民。美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得上缴他们所有的短波收音机、左轮手枪、猎枪、望远镜和照相机。他们被严格禁止进入餐馆、电影院、赛马场，也不能出入名义上“中立”的法国和葡萄牙的俱乐部或其他任何娱乐场所。不过，这些最新的禁令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存款其实早已消耗殆尽了。
我不再去看电影了，因为美国和英国的电影都被禁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德国的电影和新闻短片，内容都是宣称它们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然而，在我们的学监和体育老师詹姆士?凯利的推荐下——他没有被监禁是因为他是中立国爱尔兰的公民，我和几个同学看了一部关于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录片。我们被告之，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摄影师。我被开幕式以及俊美的运动员吸引住了，但一看到希特勒出现在镜头里，我就会大声地用法语骂出一连串脏话：“sale boche!” ”salaud!” “con!” “grand fasciste merdeux!”（“该死的德国佬！” “混蛋！” “白痴！” “可恶的法西斯！”) 。朋友要我小点儿声，我叫他们放心，因为电影院里的观众都是中国人，而且也没有纳粹分子潜伏在里面。可是有一点令我好奇的是，纳粹该怎么向人们解释个头矮小的日本人也属于雅利安人种的一支呢？在日据期间，这部名叫《奥林匹亚》的电影曾在上海反复放映。
一到傍晚我就不想外出了，因为我不得不在宵禁开始前回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街上有许多扛着枪的日本兵（相对他们通常都很矮小的身材来说，枪的尺寸看起来实在有点太大了），这令我感到很不安。到了周末，我的娱乐通常是跨上自行车骑到外滩，去看那些生活在小船上的人们，看他们飘浮在水上的家，看黄浦江里上下浮动的帆船，以及搁浅在上海的两艘客轮：意大利的康提凡蒂号和美国的哈里森总统号。
我和朋友们都已经十几岁了，如今只能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打发时光，聊些同学们的八卦，学习怎么跳舞，互相打气说日本人很快就会被打败的。每当父母们外出，我们就玩“转瓶子”的接吻游戏，借机轻吻男孩的脸颊，有时也会吻他们的嘴唇——对我来说，这可是个非常大胆的举动。放学后，我会阅读经过严格审查的《上海泰晤士报》和亲维希政府的法文《上海日报》，其内容当然都是些轴心国战胜同盟国的政治宣传。母亲负责料理父亲的生活杂事，检查老爸爸的工作，在下午茶时间去拜访她的朋友，父亲则在花园里忙碌，料理他种的桑树和玉米（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他种的玉米根本就不能吃）。每天早晨，父亲都会读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但他很反感这些报纸的内容。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会翻出自己收藏的为数不多的古典音乐唱片，用一只装在大柜子里的留声机放出来听。父母和我们姐妹仨一起听过威尔第和普西尼的歌剧。我们最喜欢的是《茶花女》，因为我和瑞娃对大仲马的原作《茶花女》的故事很熟悉，此外，我们对比才的《卡门》也很熟悉。我们还听了约翰?菲利普?苏沙的进行曲——他的唱片之所以能在上海的商店里买到，主要是因为他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的领队，陆战队员们对此感到很骄傲。
对外国人来说，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中国人则在日本人的占领下遭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饿死的人数以千计。有时候我骑车去学校的途中，会在人行道上或者靠近家门口的地方看到一些草包，里面裹着死去的婴儿。这些小孩很多才刚刚出生，在夜里死掉后，父母无力将其埋葬。当我下午放学骑车回家时，这些草包已经不见了，有些是被法租界卫生部门派出的清洁工拣走了，有些是被中国的义务收尸队拾去了。据估计，每天死于寒冷、疾病和饥饿的大约有300人，其中大部分是婴幼儿。一开始，当我发现这些草包里裹着尸体的时候，感到无比震惊和恐怖，但以后见得多了，最初的恐惧感就慢慢变成习以为常了。而且说实话，当时也确实找不到人来抚养这些小孩，甚至连传教士也找不到了。
出于对维希政府的尊重，日本人没有接管我们学校庞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接管法租界内属于公董局的建筑。法国公学和雷米小学是当时唯一不需要学日语的学校，这对我这个成绩一向很差的学生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我留过两次级，分别是在13岁和15岁，因为我的数学和科学考试不及格。虽然我在法文与英文写作、历史、地理这些课上的成绩非常优秀，但作为学生必须通过每一科的考试。留级本身倒无所谓，但我却不得不跟几个从幼儿园开始就同班的同学分开，这让我很是想念她们。
我们学校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骚扰，因为他们大都是法国人，其余的多是无国籍的俄国人。我的幼儿园老师汤普生小姐在战前就离开了上海，前往英格兰过上了退休生活。因为缺少讲英语的老师，詹姆士?凯利被提升为英语教师，为高年级的学生上课。现在，学校笼罩在一片亲轴心国的氛围中，每间教室的墙上都贴着菲利普?贝当元帅（Philippe Pétain）的巨幅彩色肖像，学校再也不归巴黎的教育部管辖，而是听从西贡的维希政府的指令。由法属印度支那政府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印着维希政府的口号：“Travail, Famille, Patrie (工作、家庭、国家)”，我们还得大声学唱赞美贝当元帅的歌曲，歌词写道：“Maréchal, nous voilà devant toi, le sauveur de la France (元帅，我们在这里面对着您，法兰西的大救星)”。不过，在歌咏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当中总有人轻声骂“merde (狗屁)”。 因为学校并不登记学生的宗教信仰，所以没有任何犹太学生被禁止入学。许多人相信，我们的校长布提亚就是一名秘密的戴高乐主义者。
在正式场合，我们的老师都支持维希政府，不如此他们就会被解聘，因此我们从不知道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同情戴高乐。因为老师们不公开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且每个人都默认是支持贝当元帅的，所以不少同学都热情高涨地倾向维希政府——他们的父母大都是警察和军人。这些人不喜欢他们的宿敌——英国，因此他们对伦敦遭到德机的轮番轰炸并不同情。相反，只要希特勒在前线击败了盟军（特别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就会兴高采烈。现在一提到德国人，他们不再说“sales boches (该死的德国佬)”，而改口叫 “nos alliés（我们的盟友）”了。
在我们班上，有个叫米歇尔?吉耶曼的男生，总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他不仅赞美贝当，还粗暴地反对英国，甚至敌视犹太人。很显然，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从家里听来的——他父亲就是一个亲纳粹的法国团体的头头，他们公开地和日本人合作。只要米歇尔怀疑谁是犹太人，他就会冲那人骂“sale juif (肮脏的犹太佬)”。当他攻击我时，我就去向校长布提亚告状，可我竟然完全没有想到，校长其实正是维希政府的代表啊。1940年10月，维希政府颁布了有关犹太人地位的法令，适用于所有法国、外国和无国籍的犹太人，不管他们居住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地区，还是居住在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根据这些法令，犹太人不得从事任何职业，其子女也被禁止入学，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消息。布提亚用他一贯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我，听完我的控诉，然后告诉我，他会处理这件事的。事实上，他立刻命令米歇尔停止诽谤同学。米歇尔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悄声对我说“Sale juive（肮脏的犹太佬）”，而我则会大声斥骂他“Sale Boche et sale collaborateur fasciste（肮脏的德国佬和肮脏的法西斯叛徒)”。以我的天真，我当时根本没想过米歇尔有可能把我骂他的话汇报给他的父亲。要是那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因为攻击维希政府、德国人和日本人而被学校开除。
遵循维希政府反犹政策的法国公学，当时竟然会允许犹太学生一直待在学校里，这一点至今仍令我深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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