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知青的集体回忆录，生动展现了山西省夏县的历史、文化、民俗。
夏县，一个王朝的古都。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天津1300多名知识青年踏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开启了漫漫的人生旅程。五十年过去了，回首往昔，他们感慨万千：他们担当了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和重担，无怨无悔。今天，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他们却仍站上了人生新的起跑线：他们生命的旅途还有多远？他们是否还能有所担当？一切都不得而知，但他们仍愿负重前行。
足 迹
嵇立群
时光已经流逝了数十年，但我仍然会常常想起那些日子。
下 乡
１９６８年将近年底，第三批插队任务下来了。这次是山西南部的夏县。
早在“文革”前一年初中毕业时，我就曾想去“下乡”，不过，那时是想去大西北。那之前我看了几本小说，如《军队的女儿》以及由它改编的电影《生命的火花》，主人公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打动着我。还看过一个关于新疆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但其中非常优美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使我和我的许多同学对那里心驰神往。
现在时常听说，某人当年死活不愿下乡，最后想办法留了下来，两三年后在街道的小工厂里找个工作。对这类情形，当时我比较隔膜，也不太理解，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工厂，也没有一点设法留下来的念头，我周围不少人都是如此。
我报名去山西，并且被批准了。
离 别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这是我一直牢记并且再也不会遗忘的日子。
北京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大多数人是将要登上列车的学生和为他们送行的同学亲友。在车站内，开往山西夏县的插队学生专列停在第一股道。站台上，车门口，走者送者在话别，或无言伤感，或悲戚落泪，或表面平静，或踌躇满志。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很多，三个五个一堆，十个八个一群，成百上千地站满了站台。
我在登车之际，有些淡淡的伤感，但也算不得什么，因为我满脑子一百多年前俄国十二月党人离开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故事，满脑子毛主席那一代知识分子上井岗山的故事。我是带着整整一小木箱书走的，并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去当普通农民，觉得自己是“干革命”去的。
时间到了。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列车起动了。
像卷起一阵狂风，车站站台上和列车上响起一片哭声。许多人挥着手帕泪如雨飞，许多人在哭喊中追赶着列车奔跑。它淹没一切，回响在北京车站，漫灌过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史 庄
列车进入山西，不久天就黑了。
次日一早醒来，车窗外边的景物已经与华北平原大不相同。没有了树叶的白杨树不时从车窗外掠过，远处的黄土坡光秃秃的，土坡上有一孔孔窑洞，间或能见到有些人在地里干活。
经过一天一夜，终于到了晋南同蒲线上一个叫“水头”的小站，列车停下来了。
争先恐后地下车，拖着大包小包和木箱，等待着分配具体去向。我还看见有人抱着小提琴。附近，有赶着大车的农民在等待接人。
点名。叫到谁，谁就走到点名者那儿。渐渐地，人群分成了一堆一堆。
我们终于坐上了两辆马车。被告知“去史庄”。大箱小包，连同18个人，把两辆大车装得满满的，人坐在箱子上。我们没有坐过马车，所以都很兴奋。
前边是一条黄土岭，很快就来到土岭前。沿着一条两边土壁耸立的狭窄沟豁，我们的车似乎钻进了土岭的内部。渐渐地，沟豁变浅，大车愈走愈高，终于从沟豁中走了出来。后来我知道了，黄土岭有一个满好听的名字，叫峨嵋岭。不过走了几里，就把土岭留在了身后。马车向北拐去，来到了一个大村庄──禹王公社史庄大队。村子像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堡群，房屋高大，色调却是一派陈旧的土黄，因为它们是以黄土筑成的，苍老，古朴，静滞。
我们到来后大约第三天去公社，在公社革委会门外听到好一阵锣鼓的喧闹。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感到万分庆幸，大家都说：“我们的路算是走对了！”后来从北京的来信中得知，这一指示发布的那两天，北京沸腾了。
家
史庄位于峨嵋岭的东坡，村里的房子顺着坡逶迤而上。
站在岭上向东看，脚下是一片沃土平原，再向东大约三十里，是高高崛起的中条山。举目西望，可以看到远处的稷王山，它那缓缓倾斜的山坡由远而近绵亘数十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散布在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村庄。近处，峨嵋岭和稷王山之间是一个不大的平川。同蒲铁路弯成弧状从这里穿过，一行行整齐的小白杨树把它划成众多方格，看起来像个棋盘。在西南距我们村一二里远的小晁村，是司马光墓。那时的司马光墓只是一座塔式建筑，里面是一个十分高大的碑。
史庄有一千多口人，主要为张姓和兰姓两大姓。全村分为11个生产队，我和安育中、苗凯、郭旋、王岚被分到七队。其他人分到一队、四队和十一队。
每一个北京知青的安家费是２４０元。按规定，其中１２０元用来盖住房，另１２０元是第一年的生活费。当然，这钱是交给村里统一安排使用的。
房子一时盖不起来，我们暂时住在老乡家。我们五个人住的那家姓张。
我和安育中、苗凯三个男生住在张家废弃的旧宅，紧邻张家的新院子。这是一个很小的宅院，院子里有一棵花椒树和一棵榆树，似乎是胡乱地生长在那里的。房子已经很有些年头了，黄土夯出的墙面斑驳脱落，墙根因雨水长年侵蚀而向内凹进，让人担心这房子是否会倒塌。屋里，有一个小土炕，加上刚刚搭起的两个木板床，就够我们三人住了。墙角挂着蜘蛛网，地上、炕头上都是尘土，显然，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抬头看，屋顶的一角露着一点天光，下雪下雨时，雪花或雨水就从那个地方斜飘进来。
王岚、郭旋则在张家的新院子独占了一间房，当然，她们的屋子是新的，墙壁雪白，窗明几净。
在张家，我们大约住了大半年，一直住到我们自己的房子盖起来。
文化
因为相熟相知的同学分散在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在初下乡的时候，同学之间的通信来往很频繁。每年春节前后，不少人都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大家纷纷聚会，形成了一个一个知青沙龙。通过远方来信，知青中经常有文字与思想的交流；通过“串门”和聚会，知青们相互之间传递着信念与理想。在知青的私人书信中，没有身边小事，没有儿女情长，没有平庸俗趣，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国事与个人不可分地溶为一体。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尤其是我们那一代北京青年中“精英”的精神风貌。
初下乡时，夏县若干知青点的一些知青合作办过一个油印小杂志《思想战线》。先是几人讨论一番，再和各地志同道合的相知者通信约稿。稿件来了，从中挑选几篇文章诗作，油印而成了一份杂志。而后，把油印的杂志寄到附近各县的知青点，寄到北大荒、陕北和内蒙古等地。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杂志上的文章无疑是幼稚的，只能称得上“习作”。但是在当年的农村，它是我们的精神支点，是自我提高的训练基地。
北京知青中确实有一群有抱负有追求的人，艰难的生活没有压倒他们，也没有使他们的理想泯灭。我想，几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人成长为政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活跃人物，或者从事了相关的职业，这绝不是偶然。
农家苦乐
乡间有乡间的文化氛围，农民有农民生活的方式、风格和情调。
黄土高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史庄，扶犁持锄的老农不管识不识字，家里穷不穷，几乎个个都戴一副“石头镜”，也就是水晶眼镜。戴上这眼镜，人似乎添些文气。在一些院舍的门楼上，横刻着“耕读第”的砖圈门匾。
田间开玩笑的“骂架”，似乎是乡下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剂。田间地头，不管是干着活，还是休息时，农民们常常以男女之事相互攻击，绘声绘色且粗野直露。那些赤裸裸的话语，将一切关于“性”的隐秘内容，活灵活现地摆到了大庭广众之下。这也许是当时农村近乎唯一的“性教育”的途径和方式。
乡间远不是桃花源，劳动生活有欢乐也更多地充满了汗水和艰辛。记得麦收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活儿主要是在棉花地里喷洒农药，我和队里的几个男孩子、小姑娘一起打农药。每人背一个药桶，在地头灌好药、打足气后，就顺着棉田的垄边循行边喷药。在夏季的高温下，“１０５９”农药的呛人气味四散开来，使人无处躲藏。一起打农药的小姑娘一脸稚气，尚未长成人，却已饱尝劳动的艰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姑娘芍药在一次田间休息时的一句话，她半开玩笑地叹息说：“唉！死了多好呀！地下凉凉的，多舒服！”虽是玩笑，当时我也没有当一回事，但这句话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如今，当许多往事都遗忘了的时候，这句话就愈加鲜明地在记忆里凸现出来。要知道，说这话的芍药，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嵇立群 男 北京师院附中（现首都师大附中）1968届高中毕业，1968年12月下乡，在山西夏县禹王公社史庄大队插队。退休前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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