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书仪，北京人，1946年1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述有：《元代文人心态》《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晚清戏曲的变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

　　《家住未名湖》属于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而策划的“北大记忆”丛书，收入么书仪、洪子诚夫妇的三十余篇散文。一部分为对六十余年北大生活的回忆：学生时代的校园生活，不同时期的教学和生活状况，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衔泥垒窝”；另一部分写北大的老师及友人，勾勒出生命各个阶段里一些难忘的面影。作者夫妇的求学及工作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北京大学度过，一直居住在燕园附近，这些经历在北京大学老一辈的教师中是有代表性的，可使读者了解这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

家住未名湖
我们在北大的宿舍，第三处就是未名湖边的健斋。
从1972年起始，结婚之后最初的日子是在19楼304度过的。当时，19楼是中文系教员的集体宿舍，两地生活的时候，探亲、女儿出生，都是发生在19楼。
19楼是筒子楼，从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直到两地问题尚未解决的单身教员都住在一起。资格最老的比如：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吉常宏家在山东，大家已经习惯了他一年一度的探亲生涯，他是年龄最大的“牛郎”。已到中年的如：研究楚辞的金申熊（金开诚）和教写作课的胡双宝同住一室，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京剧，偶尔到他们的屋子里去，还看到过胡双宝先生收藏的戏票和节目单。金申熊先生的妻女都在江南，也是长期的分居两地。同样有京剧爱好的还有裘锡圭先生，休息的时候，常常从他的屋子里传出字正腔圆的老生唱腔，裘锡圭先生的母亲是上海人，老太太一副名门闺秀的模样，在楼道里遇到我，说的悄悄话经常是：“小么，给我们锡圭介绍一个女朋友吧，我真发愁，唉……”看到我们家的饭菜简陋，老太太有时候还会送过来一小碟精美可口的小菜。
当时，盛年而尚未婚配的男子，还不叫做“单身贵族”，那好像是一种人生的欠缺，大家都觉得要给他们帮帮忙。同样盛年而且未婚，或者结婚了却分居两地住在19楼的，还有倪其心、赵祖谟、侯学超、刘煊、王福堂、徐通锵……
听说，倪其心先生的女朋友在上海，婚嫁的事情尚在两可，倪其心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时候许多“右派”虽然已经“摘帽”，但是“改正”却是若干年以后才有的事情。戴上“右派”的帽子之后，女友离他而去，经过了很多年，在伤疤逐渐愈合之后，他才开始新的恋爱。他抽烟、熬夜、拉二胡，《江河水》的幽咽声，有时会从他的门缝里挤出来，在19楼的楼道里飘荡着没有着落……大家都习惯了他的二胡兴起而始兴尽而终，曲子几乎没有一支拉得完整。常见他在海淀镇上老虎洞的小酒馆里独自一人喝酒，二两老白干，一碟花生豆，消磨大半天。我读中文系时学生们人手一套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主要的资料收集和注释，很多都是他在做“右派”时候的“笨工夫”，这三部书贻泽后学，至今无可代替，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人做这样的“傻事”了。
侯学超先生教现代汉语，擅长语法研究，他生性开朗，一米八的个子，50年代他做学生的时候，曾经是校田径队的骨干，创造了男子400米的学校新纪录，他的纪录保持了二十多年，直到80年代初才被打破。
那时候，教古典文学的周强先生结婚的故事还很具有传奇的味道。据说：某一天晚上，大家正各自在房间里看书备课，周强先生忽然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我今天结婚，大家快来吃西瓜！”19楼安静的楼道，马上乱作一团，大家纷纷从自己的屋子里跑出来，涌进202周强先生的屋子，看到“新娘子”白舒荣先生笑眯眯地站在满是切开的西瓜的屋子里……
大概是1974年，我已经调到北大附中教语文。记得那个星期六是一个美术展览的最后一天，我上完两节课骑上自行车出发，想要进城去美术馆看美展。那时候，从中关村到白石桥这条路分为两段，北边一段叫海淀路，人民大学南边一段叫白石桥路，而且，快行道在西边，走汽车，慢行道在东边，走自行车和行人，土路上自行车和人都很少。骑到魏公村附近，后边追上来一个小伙子，先是在我的左边与我并排前进，车把挨得很近，后来看看四下无人，忽然右手搂住了我的脖子，只用左手扶着车把继续骑车前行，受到了突然的袭击，没有任何杂技技术训练的我，一下子车把失控，连车带人一起跌进了路边的沟里……爬起来之后，头上起了一个血包，自行车前轱辘变形，那个小子已经自如地骑出了一百多米，还在回头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定定神爬起来，把自行车半推半扛送到了马路对面魏公村的一个修车铺，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到了19楼，走到家门口才发现，我的一串钥匙，包括门钥匙，全都留在了魏公村的修车铺，当时便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起来……似乎当时出来好多人，似乎当时我断断续续说了事情的始末，似乎我说是我进不去家，因为钥匙还在魏公村修车铺。记得清楚的是：后来我坐在倪其心先生屋子里喝水，王春茂先生去魏公村修车铺去取我的门钥匙，忘记了当时洪子诚去了哪里。
在19楼的日子，多半是吃食堂，也买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放在门口。那是一个直径也就25厘米左右，身高顶多40厘米的秀气的小炉子，热饭、炒菜，乃至于我坐月子的时候煮汤、烤尿布都是靠着它。记得每天晚上封火的时候，洪子诚都是蹲在炉子跟前，低下头把眼睛凑近炉子下面的炉门，插上那个做炉门的小铁片，让进风口只有半厘米宽的一条小缝，这样可以让一块蜂窝煤正好烧一夜……他后来细心而且经验老到，竟然达到每天用3块蜂窝煤就可以支撑着这个炉子经久不“熄”。
记忆中19楼的生活安宁而平静，平时楼道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没有事情也很少互相串门、闲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出力帮忙。唯独到了有运动会或者球赛的时候，放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的公用房间就会热闹起来，总有十几乃至二十个左右的教师聚集一室，兴奋地看球、热烈地议论、大声地欢呼，直至深夜赛事结束才会各自散去。
听洪子诚说，19楼不看电视的先生，一个是研究汉语方言的王福堂，一个是裘锡圭——怪不得他们的学问做得那么好。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文革”时，电视台罕见地转播英国BBC乐团在北京民族宫礼堂的演出，王福堂先生站在最后，一直看到转播结束，当时的曲目有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70年代之初大学开始复课，按照《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员们身负着“上、管、改”的重任，一边上大学，一边批判旧的教育制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占领上层建筑”。当时的“方向”是“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中文系派了一批年轻而且出身过硬的教师（主要是69、70届由“工军宣队”掌权留校的中文系毕业生）出任班主任。“开门办学”的时候班主任就是独当一面的全权统帅了，他们从上课学习、政治活动一直管到吃饭、睡觉、矛盾纠纷。班主任之外，还会配备几名不那么“过硬”的教师，给学员讲课和辅导，洪子诚就是这样的角色。董学文、方锡德、胡敬署他们都做过班主任，当然也都是洪子诚的“领导”。洪子诚参加开门办学去过的地方很多：去河北保定63军“学军”，去东方红炼油厂“学工”，1975年去门头沟煤矿和1976年地震之后去唐山给我的记忆至深，因为这两个地方他去的时间最长，也最让我担心。
1974年或者1975年，我从隆化县存瑞中学调入北大附中，女儿洪越方才两岁。洪子诚开门办学的时候，我最苦恼的是孩子。白天上班时，孩子送到在校医院北边一个四合院里的北大幼儿园，晚上下班之后，接回孩子开始做饭，吃饭，备课，判作业，她在床上玩，她被训练得在大人做事的时候不哭、不闹也不说话。等到应该睡觉的时候，却常常发现她两腮紫红，惊惶之中一试表，常常已经是42摄氏度开外。我每次都是跑去敲倪其心先生的门，倪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就跑过来扛起孩子，我们一前一后一路小跑直奔校医院，女儿在倪先生的肩膀上开始大声哭着叫喊：“我不要倪叔叔，我要妈妈……”倪先生一边跑一边喘着气教育洪越：“妈妈抱不动，咱们得赶快去医院，你在发烧……”到了医院照例是注射四环素，带回一包抗生素，第二天一早，只能又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我还得去上课呢。
记得倪其心先生曾经去找过中文系的领导，对他们说：“你们总把洪子诚派出去，小么的日子怎么过啊？”
大概是1975（或者1976）年，我们结束了筒子楼的生活。从19楼搬出来，房产科分配给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在中关村科学院25楼的一层（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楼群中，有几幢属于北大），那是一间有16平方米的屋子，与另一家合用窄小的厨房和厕所。25楼的屋子临街（就是现在的北四环），窗外汽车不断（特别是到五道口火车站运货的载重卡车），直至深夜我们两个人都经常是静静地听着小汽车、卡车、公共汽车由远而近，然后由近而远，窗玻璃和挨着铁床的暖气片随着汽车的轰鸣而颤动……汽车掠过窗前的时候，可以看到墙上的钟：一点、两点、三点……终日为了睡不好觉而苦恼，我们想了又想，觉得还是得住到校园里比较安静。
调换房子的事，学校的房产科不管，但是你可以自己寻找调房的对象。我开始到条件不如科学院25楼的集体宿舍去贴条，洪子诚虽然觉得这种做法不高级、不规范，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两个月下来没有结果，最后还是多亏了我当时的北大附中同事杨贺松的介绍，我们才与人调换了房子，住到了未名湖边，这次我们又搬回了筒子楼，12平方米，地点在未名湖北岸的健斋304号。
健斋的住房都是在阳面，阴面的楼道算是大家的厨房，房间不大，可是有一面墙的木格玻璃窗，推开窗户就是未名湖，湖边小路上种的银杏树、湖心岛和石舫、对岸的花神庙和水塔（现在恢复了燕京大学时的老名博雅塔）尽收眼底，就像是住进了一个公园里，晚上常常是在蛙鸣和蝉鸣声中进入梦乡……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这里住了六年……
记得从科学院25楼往健斋搬家是借了两辆平板三轮车，董学文先生和洪子诚每人蹬着一辆，就拉完了我们的全部家当：学校卖给的一个书架和一个两屉桌，自己买的一个铁架双人床、一个折叠圆桌、两把折叠椅、一个铺盖卷、一个我的纸衣箱、一个洪子诚从老家带到北大的旧皮箱、几捆书、两辆自行车。
健斋的居民多半是年轻教师的一家人——夫妇二人加上一个孩子，也有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单身老教员，或者家在城里，距离北大路途遥远的老教员，平时住在健斋，星期日才回家。记得曾经为邻的二楼、三楼居民有过：体育教研室的书记李怀玉，体育教员侯文达，法律系教员肖蔚云，政治系教员潘国华、黄宗良、方连庆、肖超然，图书馆副馆长（不记得他的名字），哲学系教员陈启伟，物理系教员杨老师，历史系教员王永兴，东语系教员赵玉兰，图书馆学系教员关懿娴，地球物理系教员王树仁，西语系教员余芷倩……
其中比较特别的人有：资深教员关懿娴，她没有结过婚，当孩子们第一次叫她“关奶奶”的时候，她总是纠正他们，让他们叫她“关大姨”。图书馆副馆长是一个和气的老头，不做饭吃食堂。杨老师已经是副教授，他是老单身，不爱说话，1972年的时候从鲤鱼洲回校以后，曾经和洪子诚一起烧过一个冬天的锅炉，他在健斋时，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老伴。王永兴老师年事已高，平易近人，孩子们叫他“王爷爷”，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他是陈寅恪的学生、中国古代史学家。住在隔壁的肖蔚云应该是家在城里，常常只是中午在这里休息，他走路目不斜视从不跟周围的人打招呼，八九十年代才知道他是法律系的名教授，香港、澳门特区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政治系的方连庆先生有一阵很相信“特异功能”，有一次很认真地把健斋的孩子们召集到他家，测验“耳朵听字”，好像是没有什么结果，可他仍然是坚信不疑。
健斋的南边紧挨着体斋（那是一座四方形的大屋顶两层小楼），西边是德斋、才斋、均斋、备斋，北边隔着一条小马路，与全斋相望。这些楼取“德才均备体健全”的意思，原是老燕京的学生宿舍。
那时候，大家对于居住在狭窄而且拥挤的筒子楼里都很习惯。平时，楼道里很安静，少有人聊天和串门，到了做饭的时候，楼道里就会热闹起来：炒菜声、聊天声、孩子跑来跑去的欢呼声响成一片……那时候，大家吃饭都比较简单，可以到镜春园开水房去打开水，主食馒头、花卷、肉卷都是从均斋那边的食堂买，花两毛钱买二两肉末，炒个菜，做个汤，就可以开饭；或者肉末炸酱，煮面条喝面汤，都是大家共同的日常饭谱；来了客人，也就是炸个花生米，剥两个松花蛋，到海淀镇上买点熟肉就算是够“隆重”的了。所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楼道就又恢复了安静。
西边平房的小店（就在现在的“赛克勒博物馆”东边）卖猪肉、肉末、鸡蛋、酱油、醋、青菜什么的，那位张经理有时候还会想出办法促销那些鸭蛋。有一次，商店的门上贴了通知，说是“加工松花蛋”：他和了一桶黄泥，里面不知道放了什么化学原料，你买他们的鸭蛋，然后付一点手工费，他就给你一个个包上黄泥，说是两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做成松花蛋。买菜的人都很高兴，我也兴冲冲地加工了一大袋，回到家里，买了一个瓦罐，把包了泥的鸭蛋封在里面。两个星期以后打开一看，我们真的看见那些鸭蛋变成了松花蛋，鸭蛋蛋清已经变成了透明的棕黑色，里面还镶着像是柏树树叶一样的花纹。记不清是当时购买松花蛋不是很容易，还是松花蛋的价钱比较贵？要不然为什么这件事会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呢？现在想起来好生后怕：那位张经理的黄泥里面，会不会是放了“工业原料”呢？那时候没有人这样考虑问题。
健斋的水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二楼西头靠北是公用的自来水水房，水管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像是一个半截水缸大小的水池子，座在水泥台子中间，可以保证洗菜、洗衣的时候，脏水不会泼了一地；二楼的西头靠南是公用的男厕所，东头是女厕所。用不着号召和提醒大家注意公共卫生，没有人胡作非为；每家打扫卫生一个星期，大家轮流值日，也没有人偷懒和马虎。那厕所设计得很人性、很卫生，一边是两扇大窗户，一边是门，门边就是通往楼外的楼梯，而楼梯的门是开着的，就是住在厕所旁边的人家都不会感觉异味难闻。
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偶有发生：有一次，轮到我值日，晚上，我正在厕所里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二楼一位姓余的老师，是用脚来拧冲水的螺旋开关，那开关就在身边，大家都是起身之前用手拧开开关，冲完水之后再起身离去，当时，我对年长的她说：“别人都是用手，您用脚，不是把开关踩脏了吗？”她用上海腔不屑地说：“大家都学会用脚，不是很好吗？”我被噎得无话可说，只好告诉我的相知的邻居们：以后不要用手去拧厕所的开关了，太脏了，大家都用脚吧！她还真是让大家学会了一手。
那时候，中文系的陈贻焮先生和校医院的妇产科李庆粤大夫住在全斋西边的镜春园82号（这个号码是我最近去确认的）。那是一个小的简化四合院，北房住着吴组缃先生，“文革”初期让他退出东房，住进了一位后勤姓莱的师傅，之所以记得他的姓，是因为陈贻焮先生后来给莱师傅的小女儿根据“有凤来仪”取名莱仪——一个很雅气的名字。这西晒的位置，是院子里最不好的一面，可是，陈先生和李大夫很有办法，也很有情调，他们的孩子从校园里挖来竹根，种到北窗前，西窗下种着竹竿搭架的爬藤植物，是不是藤萝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西晒的屋子，即便是夏天的下午，也是门窗外竹影摇曳，屋子里绿影婆娑。统共三间房，住着四口人，陈先生夫妇住在北边一间，小宝和小妹住在南边一间，中间居然还留出一间小客厅。
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而陈贻焮先生家里就有一个9寸黑白电视机，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到陈先生家去看电视，他们总是热情欢迎，在小小的，也就是不到10平方米大小的做“客厅”的房间里，我们三个人坐了最好的位置，女儿坐在中间的一把椅子上专心致志……不过，我们不是经常去，因为觉得太搅扰他们的生活。
陈先生和李大夫喜欢我们的女儿洪越，记得有一次陈先生和李大夫把洪越带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女儿的脸上戴着一个孙悟空的面具，手提金箍棒，很是神气。陈先生告状说：“已经买了猪八戒，半路上又反悔，只好回去换孙悟空。”李大夫笑得弯了腰，说是：“路上让我们两个人排队，她在旁边当队长，喊着一二一，总是批评我们走得不整齐。”看起来洪越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在我们面前“狂”多了。
陈先生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会到湖边散步，经常在楼下大叫：“洪子诚下来！”不愿下楼的洪子诚，也只好下去聊一会了，两个人坐在湖边柳荫下的石头上东拉西扯。
未名湖的冬天最好，湖面上结了冰，大学生们在冰上上体育课学习滑冰，放了学的孩子们在周围划着小冰车。我和别人一样，也找了一块木板，也就是50厘米长，30厘米宽，下面钉上三角铁，一个冰车就完成了。再用两个小的柱形木桩和两支一头是尖形的铁棍做成撑子，孩子跪在冰车上，用两个撑子向后划冰，冰车就会飞快地向前跑。孩子们都划得很好，在滑冰的大人之间窜来窜去，两只手用力稍有不同，冰车就可以灵活地拐弯。滑冰车是洪越和健斋的孩子们冬天最迷恋的活动，天天弄得傍晚不想回家吃饭，最后经常是大人提着冰车，后面跟着撅着嘴的孩子上楼回家吃饭。
猪八戒、孙悟空的面具，划冰车，跳皮筋都是让孩子们开心的日常游戏。那时候，每个星期我给女儿一毛钱零花，奶油冰棍五分钱一根，红果冰棍三分钱一根，大米花五分钱一包，玉米花三分钱一包，水果糖一分钱一块……一毛钱分成六天花，还得省着点。我看见过女儿放学之后，在北大东门对面的小店里，脑门紧贴着商店的玻璃柜台，大概是还没想好买什么……
想起来世事的变化真也是不可思议，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是110元（当时的工资是：大学教师56元，中学教师54元），我们俩每人每月都给家里10元，储蓄5元，剩下的85元是三个人的生活费。当时的孩子们没有游戏机、电脑、激光手枪……可是，他们的健康和快乐也不比现在的孩子们少，可见，“幸福感”与钱的多少，并不是恰成正比。
记得是1976或者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不久，也许是生存环境开始比较宽松起来，民间兴起自己打家具的热潮，打沙发、打写字台、打小柜。父亲送给我们一副木料，请人打成了一头沉的写字台，手工十块钱，洪子诚从中文系借了平板三轮车，从交道口拉回健斋。这个写字台用了20年，一直到1996年方才淘汰。
当时北京家具店很少，购买大立柜、圆桌都是凭票的，要在单位轮到领取“大立柜票”“圆桌票”才能够凭票购买。有木工手艺的方锡德就和洪子诚商量着搭伙做家具，好像是方锡德家要打沙发，而我们家想有一个可以装锅碗瓢勺的小柜子。
方锡德爱好木工：他那里锤、刨、斧、锯一应俱全。方锡德也很内秀：算得尺寸，出得样子，刨得平，锯得直，干什么像什么。洪子诚一脸真诚、信誓旦旦，决心当好下手和小工，两个人很快就在方锡德当时居住的燕东园平房开工了，他们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就聚在一起……
有一天，我有事骑车经过燕东园，就想去看看小柜子做得怎么样了。老远就听到方锡德愤怒的声音，似乎是在发火，我紧蹬几下就到了方锡德的家，方锡德果然是在发火，发火的对象就是洪子诚。方锡德大吼着：“你有没有脑子啊？这种胶现在没地方买，现在怎么办？”洪子诚一声不吭，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方锡德看到我，立即停了嘴，洪子诚也说是要去买胶，走了。我问：“是怎么回事？”方锡德笑笑说：“没事，小柜子快要完工了，等粘好了，刷上漆就行了。”我看到小柜子的柜门、柜面已经粘好，很漂亮，后壁、隔板，还摆成一堆一堆，也已经刮得平整、洁净……
回到家里，我才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那天方锡德说是要粘接木板，事先就让洪子诚从家里带一个装胶的盆去，洪子诚觉得反正装完胶就扔了，就把家里一个破了一个小洞的搪瓷盆拿去装胶，算是废物利用，临走还把小洞贴上了一块橡皮膏。方锡德化了胶，就倒在搪瓷盆里，为了不让胶凝结，方锡德就烧了一桶开水，把装了胶的搪瓷盆“坐在”开水桶里，并没有看到橡皮膏。木板粘到一半，方锡德发现胶没了，心中疑惑，提起搪瓷盆才发现了那个小洞，搪瓷盆里面的胶已经顺着那个小洞，全都滑到水桶里去了，水桶里还漂着一截橡皮膏，于是就发起火来……的确，洪子诚平时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也难怪方锡德骂他“没有脑子”。
多年来，我已经看惯了学生辈的方锡德对老师辈的洪子诚没大没小、口无遮拦。究竟是因为“开门办学”时代他总是洪子诚的“领导”？还是因为“打家具”的时候他是“大工”，洪子诚是“小工”？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还是因为这是一种亲密无间的特殊表达方式？不知道！只是他们的“交情”清淡而且长远：平时很少往来，说话却可以“不隔心”，方锡德生活能力极强，说话具有可操作性，有什么事和他商量，总能想出办法。现在，那个当年仪表堂堂、身体健康的小伙子，已经是血管里放了“支架”，床边放着“氧气瓶”的“危险人物”了，可是“带博士” “做学问”的方式依旧不允许马虎从事，人的本性真是很难改的。
那个小柜子打好以后，刷上了清漆，立在健斋公共楼道的304门前：小柜子上面放着菜板，里面装着碗、筷、锅、铲和粮食，受到邻居们的夸奖和羡慕。这个小柜子跟随了我们20年，直到1996年我们迁往燕北园为止。
而今，健斋已经油漆粉刷一新，四个门都上了锁。楼前面有石碑，上面写着：
大卫·帕卡德国际访问学者公寓
值此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大卫及鲁西尔·帕卡德基金会董事会仅表祝贺。
为彪炳北京大学巨大发展中这一重要里程碑，并表达大卫·帕卡德先生对北京大学的景仰之心，基金会捐资修缮体斋、健斋，大卫·帕卡德国际访问学者公寓乃成，谨志之。
1998年5月4日
1981年，洪子诚第一次有资格参加分配单元房。我们都很兴奋。先是在房产科门口贴出参加分配的人名单，按照资历先后排好队（资历相同的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再贴出参加分配的房子，然后按照排队的顺序挑选房子。洪子诚因为上学早，所以在同样资历的教员之中年龄最小，轮到他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我们得到了蔚秀园27楼五层313号，那是两间向阳的眼镜房，没有对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高兴。
那一年，洪子诚得了肝炎，我的研究生学业将要毕业，洪越正在北大附小上三年级。
蔚秀园的房子是住了多年的旧房，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装修队，房产科发给我们的装修材料是一大块大白粉和一小包土豆粉，好让我们把墙壁刷白。
正在北大分校读书的三妹帮助我，先用铲子铲除厨房地面的油垢，再用菜刀铲除房顶和墙面的旧墙皮，然后从学校的木工厂拉回来两麻袋锯末，铺在水泥地上（那是为了防止刷墙的白浆粘在水泥地上不好收拾），我们预备了两个大澡盆，买了几把排笔一样的刷子，还在屋子里搭上了一个脚手架，请来了赵祖谟先生、我的同学王永宽、北师大的杨聚臣先生，大家都戴着纸叠的船形帽子，在屋子里干了一天，浑身都挂满了大白粉，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吃饭了……
这一幕让我记忆至深，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实际上身为总管却是粉刷外行的赵祖谟先生，把土豆粉熬成了一锅“疙瘩汤”（那土豆粉原本是充当黏合剂的，应该煮成稀稀的像是胶水一样的稀汤，搅在稀释了的大白粉里），也不仅仅是因为那大白粉刷到墙上总是挂不住，最后还是心细而且内秀的王永宽想出了一个先刷一层大白粉，然后再刷一层乳胶的办法，那大白粉才算是挂住了……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与人的单纯而且真诚的关系，那关系由于并不与“金钱”和“利害”太多挂钩而使人长久地怀念。

序 01
批判者和被批判者
——北大往事之一 001
我的最好的“演出”
——北大往事之二 009
哲学楼101 011
外来者的“故事” 015
“严”上还要加“严”
——严家炎先生印象 022
“知情人”说谢冕 030
我和“北大诗人”们 039
祝贺曹文轩的四条理由 045
他们都“曾经北大” 050
“艰难的起飞” 055
教学与科研纪事 060
《南方都市报》访谈 067
《1956：百花时代》前言和后记 077
《问题与方法》初版自序 085
在“学术作品集讨论会”上的发言 091
北大退休之后 096

到北大念书 102
我的老师
——记吕乃岩、林庚、马振方 112
在北大经历“文革” 121
入团纪事 134
日记的故事 143
“大象”
——记副系主任向景洁 149
结婚证的麻烦 154
家住未名湖 157
和吕薇芬在一起的日子
——忆念《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和考订 174
博学多闻的王学泰 193
我所认识的吴晓铃先生 214
吴晓铃先生的伴侣石素真 228
求扇面的故事 235
日本的中国古代戏曲专家传田章 274
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平山久雄先生 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