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献祭之灯
英国人约翰·罗斯金对于建筑下了这样的定义：建筑和建筑物的不同在于是否精心打造，正如将美好的祭物献给上帝一般。这是他《建筑的七盏明灯》中第一盏明灯的特质，他取名为“献祭之灯”，带有很浓的宗教与殉道意味。接下来，他从两个方面强调：建筑师和出资者皆需向其献身；前者要一丝不苟，认真诚心、充满热情去完成他的设计，后者则是在经费方面，较诸他供给自己私人喜好之花用，至少要再多一点干脆，再少一点算计。
其实，他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方，那就是政府的作用。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而言，假如官员不给你做建筑项目的机会，你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你也绝不可能点燃你的“献祭之灯”。
因为建筑师的命运并非由他们自己掌握。绝不像现在，动辄可以跳槽，可以炒老板的鱿鱼。你那时就是老板案头的小鱼虾，要宰要煸，任由心情。只不过那年月不叫老板，叫领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通俗点说是从权力者被称作“老板”开始的，从南叫到北，越叫越响。“改革开放”是人们使用率最高最烫的一个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一晃这个词汇经过了30年的时空摩擦，依然活蹦乱跳。与这个词汇毗连的词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三中全会”。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的时代转折变革，均与党的会议相关。诸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庐山会议”等。这些会议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均有着命运攸关之意义，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来说，则更加凝重，更加深远，更加具有震撼效应。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管生管死的大会，因为会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块显赫的界碑，开创了中国人的新纪元。中国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实在是来得太迟，却也未免有点仓促了，令许多人缺乏足够的准备且不够适应。
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转折，都如同列车停靠到一个大站上，上车与下车的乘客，摩肩接踵，彼此交换着也可以说更替着位置，停与开之间，会甩掉一些人，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人生重要机遇，只不过这种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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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镜身（曾任北京建筑工程设计院院长、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