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为困惑而写/“深扎”文丛》：
我因为忘性大，就很怕丢东西。可忘性既然无法根治，丢东西就在所难免。2010年11月8日，我格外需要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新郑机场丢了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
那天上午，我和著名作家郑彦英老师一同来到新郑机场，准备去绍兴。彼时彼刻，我和郑老师对彼此的意义都很特殊。一、之所以一起出差到绍兴，是为了领取我们共同获得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可谓是“奖友”。二、他以前写小说，现在写散文，此次是以小说化的散文《风行水上》获散文奖。我以前写散文，后来写小说，此次是以散文化的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小说奖。——呵呵，真绕口啊。
抵达新郑机场，我一手拎着咖啡色的电脑包，一手拉着行李箱，和郑老师一起来到自动值机柜台前，自动值机的好处是可以选择座位，我们可以坐得近一点儿聊天。我将手中之物放置在身后，打印完登机牌，便和郑老师一起去托运行李，排队的人很多，大约二十多分钟后我们才托运完毕，我手中空空，隐约觉得似乎少了点儿什么东西——呀，呀，想起来了，我的电脑！——我的那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啊！
我们赶快跑到值机柜台前寻找，哪里还有电脑的影子？！问了一大圈，连保洁工都找了好几个，未果。此时，环顾四周，辽阔的机场大厅里熙熙攘攘，人流匆匆，我盯着过往的每个人的手，祈祷是哪个好心人拿错了，给我送还回来……
但，希望是渺茫的，事实是残酷的，除了没有，还是没有。
“报案！”郑老师提醒。于是我们来到安检口旁边挂着警察标志的一所小房子里——后来知道那是新郑国际机场公安局的航站楼派出所，值班民警例行接待了我们，做过记录，便打电话到监控室。过了很长时间——或许是我的心太急了，直到我们必须得去安检了，监控室传出来的信息还是没有看出个所以然。“监控设备都老化了，所以一来是速度慢，二来是得反复看。”他们如此解释。
我提议说我自己去监控室看，被他们断然拒绝：“我们有严格规定，监控室不能随意进入。”
“那，你们觉得有把握找到电脑吗？”
“尽力吧，但不能保证。一来监控也会有死角。二来捡到电脑的人如果不是乘客而只是送行的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那我们就无从查找人家的记录，就要全靠他们的素质了。”他们一五一十地说。
我已基本绝望，对自己的沮丧顿时化作对他们的懊恼直冲心头，在郑老师的安慰中我边上飞机边愤愤不平地抱怨：“人民警察？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整天都在那里闲坐，关键时刻有什么用？”——仿佛我丢电脑的时刻就是关键时刻。
来到绍兴，为了疏散不良情绪，我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跟熟识的朋友们一遍遍诉说自己的遭遇，朋友们自是纷纷劝解，这个说有失必有得，那个说破财免灾，为了我的心理平衡，大家甚至把自己丢东西的光辉历史都纷纷贡献了出来……还别说，确实有效。五天之后，我们再次乘机返达新郑机场时，本来在飞机上我还念叨着说下飞机再到派出所问问，但下了飞机我便徜徉而去。——我已经彻底忘记了这回事。忘性大的人，倒也有这点儿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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