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1976-2018）》：
二、西部生态小说叙事的类型生成和文学困境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历史、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发展的差异性，上述生态文学的价值指向只是一种引领、号召和预警，是一个隐藏着巨大价值悖论的文明理想主义“乌托邦”。但其对人类文化系统的批判性、对人类生态危机的预警敏锐性却具有相当的普世性。世纪之交以来，当中东部地区的作家普遍对自然生态理念还未形成整体性自觉之时，对于身处西部边地文化空间的作家来说，生态和谐理念早已是悠久的民族集体文化伦理。边地恒久而悠远的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民间伦理，早已成为边地民众规范自我与大地关系的伦理原则，早已内化为观照自我与外在的价值准则。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从新时期到二十一世纪，中国西部小说逐步显现出一种新的但还并未很成熟的生态叙事姿态——既兼顾了启蒙时代之初以“人”为价值中心的伦理观念，又延伸出人与自然平等的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伦理体系。由此，中国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同化”“人与自然的对立”这样的二元主导局面逐渐被打破，“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成为中国西部小说的审美维度之一，西部小说也因而呈现出诗性园地的另类面貌，同时对“人与自然不和谐”根源的追溯，对人性、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也成为中国西部小说生态伦理的鲜明价值指向。
生态型自然叙事能够率先在西部文学中萌生，第一，是与西部边地悠远的文化资源，特别是与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分不开的。游牧文化信奉自然崇拜，而西部地区的各种宗教也都蕴含着“万物有灵”的思想。这种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不仅是西部民众根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思维模式和心理积淀，而且已经融入了西部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正是在“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思想的作用下，西部作家才会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乃至人地神秘展示在小说文本中。第二，是源于西部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西部边地曾以其纯净而原始的自然环境成为现代人特别是都市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但这一“世外桃源”却渐趋消失。较之于其他区域作家，生活于本土的西部作家对此变化有着切身的体验，并在慨叹中怀恋着这一精神家园与生命温床的远去。随着西部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西部生态逐渐身陷一种生存与环保、经济与生态的二难选择当中，“这些问题迫使生态作家重新审视民族命运与传统文化，现代意识和生存意识的双重觉醒与矛盾是中国西部生态文学的直接动因。”①所以，西部作家诸如郭雪波、杨志军等人，都将其关注的视野投向西部的生态问题，并反思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正负作用，“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和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西方近代工业化社会主导性的价值与信念系统相比，中国历史承载着一种亲近自然的文化精神的方式”，②而自然文化精神及人地和谐精神最终使西部小说在更加广泛的生命文化视域中，树立了一种带有生态意识趋向的审美理念和价值主题，西部作家也以较之其他地域作家更为敏感的自然意识，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思考人与大自然之间最深层的生命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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