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跨文化创作背景及其影响
乐融
100年前，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制度及礼教吃人的本质，呼吁救救还“未吃过人”的新生代。《狂人日记》的写作手法新颖，角度独特，人物表现深刻，读后使人感受其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开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文小说之先河，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那么，鲁迅为何会创作这么一篇传世之作？他的创作思想受到什么启发？它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铁屋子里的“呐喊”
鲁迅由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经济拮据，科举之路已成泡影，只能“走异路，逃异地”，离开从小生活的绍兴，来到南京进入不需要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矿路学堂，由于成绩优异，被选拔派遣往日本公费留学，后了解到日本的“维新大半是发端于西方医学”，旋改学西医，在一次课间观看幻灯片时，偶然见到日俄战争中自己同胞被砍头和身边围观的麻木不仁的同胞，使鲁迅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鲁迅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就与几个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办起杂志《新生》，以此想改变国民精神，呼唤新的精神思想。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新生》还未出版就已夭折。这使得鲁迅感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为了驱除这寂寞，抄古书、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于是乎鲁迅埋头于故纸堆里，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其实不然，在鲁迅的心中，永远蕴藏着希望的火苗，在《近代的超克》一文中，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曾指出：“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中”，鲁迅刚到北京时，住在绍兴会馆，在教育部上班，下班后回到住处，沉浸在自己的古代世界，“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朋友金心异”。这位被鲁迅化名为金心异的朋友，就是与他共同留学日本，也曾一起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的钱玄同。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后，大量阅读西方优秀文艺作品，还与弟弟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东欧、俄国的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并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长篇文艺论文，其深邃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修养，给钱玄同留下深刻影响。钱玄同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正与受邀来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一起积极编辑《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抨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以实践他们的文学主张，并计划用白话文出版，但响应者寥寥。就在此时，钱玄同想到了同在北京工作的鲁迅，联想到他曾经发表过的文艺论文，感觉到鲁迅的思想在国内是顶尖的，正合乎《新青年》推动中国文学革命的办刊方向。于是，出现了前述鲁迅文中提到的情景，钱玄同翻看着鲁迅抄的那些古碑，向鲁迅发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回答：“没有什么用。”钱又问：“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向鲁迅提议，“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这寂寞，鲁迅是感同身受的，但是鲁迅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得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最后在文中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其内涵，在中国文坛上都是卓尔不群，是中国有史以来完整意义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通过“狂人”之口，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思想上唤起一部分人的觉醒，做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鲁迅”这个笔名从此开始使用并广为传播，这也是鲁迅积淀已久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形成的思想革命意识。鲁迅在致好友许寿裳信中提到《狂人日记》创作思想的形成：“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肉民族，因此成篇”，而“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它是继续《新生》的文艺运动，其主要目的还是在要推倒封建社会以及旧道德。以上这些都与当时“文学革命”的要求、方向相契合，通过这篇小说得到淋漓尽致的阐发，由此发出“铁屋子”里的呐喊。
跨文化的影响和接受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这里鲁迅道出自己创作白话文小说的由来，尤其指出创作《狂人日记》是借鉴了曾经看过的100多篇外国文学作品，关于受到哪些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直接影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就进一步地指出：“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鲁迅觉得《狂人日记》让青年们激动，是因为中国介绍欧洲小说不够，很多青年都没看到过《狂人日记》这样风格的小说，所以一经刊登，就令当时青年们争相阅读。早在留学日本时期，果戈理就是鲁迅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认为果戈理的作品“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意在“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1834年，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了中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中国作家鲁迅也创作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是直接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然而，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相互影响来看，鲁迅的这部杰作，又恰恰是受俄国文学影响的结果。那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哪几个各方面借鉴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或者说受到它的影响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文体的影响
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了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相同的日记体小说。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小说历来以故事情节为框架、以人物刻画为目的的章回体，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等，都是章回体小说的杰出范例。而日记体小说的源头不在中国，它可追溯到日记体小说十分盛行的18世纪的欧洲。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宾孙漂流记》就已经具备了日记体小说的某些基本特征。时至20世纪，仍有萨特的日记体小说《恶心》在西方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日记体小说。果戈理小说中的“日记”为“狂人”所写，鲁迅小说中的“日记”也是“狂人”所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第一人称，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如此；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按照日记的要求记述了“我”在当天的所见所闻，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记录了“我”对当天经历的所感所思。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联系。
二、 人物的影响
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是“狂人”，鲁迅笔下的主人公也是“狂人”。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叫波普里希钦，果戈理以沉重的笔触，运用日记的形式为我们叙说的是一个沙俄时为上司削鹅毛笔的“九等文官”，他爱上了司长的女儿莎菲，但司长瞧不起他，科长也瞧不起他，连司长的仆人也瞧不起他，甚至司长女儿的狗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当他得知司长的女儿要结婚了，心灵世界彻底崩溃了！他疯了！他不断地为自己升官，在幻觉中觉得自己当上了西班牙皇帝，却被关进疯人院而受尽折磨。最后在残酷的折磨中终于呼喊出：“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鲁迅笔下的“狂人”既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职员，从尚有“佃户”的身份上看，应当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人，却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也正是由于这种“叛逆”，使他在村子里处处碰壁，多有“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患上了“迫害狂”之病。赵家的狗对他虎视眈眈，赵家人的眼光也格外的怪，路上的人见了他交头接耳，孩子们见了他也议论纷纷，母亲骂孩子时话中有话，家里的人见了他也视为陌路。他失去了自由，每日与两餐为伴。大哥请来的医生是刽子手，大哥也加入了迫害他的行列。“我”被囚禁在“监牢”中等待不祥的命运，联想到中国数千年的吃人历史，联想到亲人被吞噬，“我”终于发出了凄惨的呼喊：“救救孩子……”
三、 风格的影响
采用相同的艺术风格——讽刺。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果戈理是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家。人们谈及果戈理的艺术成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他那卓越的讽刺艺术。也正是天才的讽刺艺术才使果戈理成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反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也是一位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家。在鲁迅的文学成就中，讽刺艺术表现得十分鲜明。在他充满批判精神的小说中，在他言辞犀利的文学批评中，在他“痛打落水狗”般的杂文中，讽刺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找到根源。
尽管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并非对俄国前辈的“克隆”，而是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尝试，鲁迅认为自己创作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在文体上，小说的“日记本文”部分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以“余”作为狂人“我”的坐标，以显“狂人”之心理和行为。正是鲁迅的这一系列独创之举，使借用于果戈理的“外来”文体本土化，使“日记体小说这种‘舶来品’完全民族化。”
对国内外的影响和辐射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后，在社会上获得积极的响应和广泛认可，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鲁迅随后发表了50多篇小说、诗歌、随感录及翻译等，极大地丰富了《新青年》的内容，提高了杂志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使得原来销路不佳的《新青年》，一跃而成为当时许多“时尚”青年争相阅读的杂志，自此《新青年》才进入了其最辉煌的时期，发行量从1000册左右迅速增长到1.5万余册，在海外也设置了代销点，这时的《新青年》才真正引领时代风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谈到新时期的文学中说“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Ｑ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新青年》的创始者陈独秀则对鲁迅的小说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刘半农还曾想推荐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新青年》流传下来的文章不少，但堪称经典的，主要还是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小说的新局面，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日记体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发出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潮，一批日记体小说随后涌现出来，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乃至茅盾的《腐蚀》等，形成了一种魅力独特的文学风景线（尽管立意、定位不同）。在上述日记体小说中，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开创性的，并且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
由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坛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也对日本、东南亚等汉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
中国的近邻日本，对中国唐以前的文化亦步亦趋，至今在日本还留有许多中国唐朝文化的印记，但随着“明治维新”，日本成功转型为现代工业国家，在引进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甚至把自己定位为亚洲的欧洲国家，即“脱亚入欧”，中日甲午战争、日俄之战获胜后，更是不可一世，对中国近代文化颇多鄙视。但是，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逐渐被日本汉学家所关注。早在1919年和1920年，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分别在《大正日日新闻》和《支那学》杂志（第1—3期）上撰文向日本介绍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及其风云人物（包括鲁迅），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一文，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做出了高度评价：“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并通过胡适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1920年11月27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得青木正儿信，由胡适之转来。”但日本对《狂人日记》的真正研究还是从竹内好开始，竹内好认为应将《狂人日记》从《呐喊》和《彷徨》所包含的25篇小说中单独列出，原因是“这篇作品包含着所有倾向的萌芽，对作品整体而言占据着特殊的位置”。1936年，竹内好创作《鲁迅论》—文，文中他首先肯定《狂人日记》的巨大影响，同时指出：“第一，它是新文学最初的作品，是作为文学家的自觉的最初态度，并且不囿于此。第二，对社会的思想界来说，也并非在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开了风气之先。”因为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之前，先有吴虞1917年2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随后有周作人倡导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的发表，两文都有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因此竹内好得出以上结论。1944年，奠定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乃至学术研究之地位的著作——《鲁迅》问世，书中提出《狂人日记》是鲁迅在“沉默中的突发”的观点，同时，《狂人日记》使得鲁迅获得了文学上的自觉，“成就了一个文学者”。1948年，竹内好又发表《鲁迅传——为〈二十世纪外国作家辞典〉而作》，对《狂人日记》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鲁迅是借狂人的心理“将无法挽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描绘出来，其中流淌的人道主义气魄的强度和艺术形象力的高超，给了新一代人异常的感动”。尽管《狂人日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超越了同时代，但《狂人日记》“作为作品，它并不是完美的。许多东西未经消化就一股脑儿地被放进来，并从中迸发出很多主题，成为鲁迅文学的原型”。此后日本对《狂人日记》研究都是在竹内好研究基础上生发，或继承、或补充、或纠偏，木山英雄、丸山昇、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就是其中的代表者，而《狂人日记》在他们的鲁迅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木山英雄认为《狂人日记》并不是描写具有独醒意识的狂人怎样走出‘吃人’的世界，而是描写还没有察觉到自己也是‘吃人’世界中的一员的狂人努力劝转他人不要吃人，然而以失败告终的故事。”丸山昇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回归‘革命’的标志，是鲁迅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伊藤虎丸自称是竹内好的追随者，但事实上他在继承‘竹内鲁迅’的基础上对其有失偏颇之处进行了反思和纠正”，“伊藤虎丸认为《狂人日记》中的‘月光’代表着某种具有‘超越’意味的东西，‘发疯’代表着‘觉醒’，而作品中的既怕我又想害我的眼睛与《阿Ｑ正传》中又凶又怯的狼的眼睛是同样的，这样的‘眼睛’与鲁迅所批判的‘奴性’是相对应的”。随着日本学者对鲁迅作品越来越全面深入的介绍研究，鲁迅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在日本受到广泛认可，研究鲁迅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能回避的课题；而《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因此，对《狂人日记》的研究也成为日本鲁迅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同样，鲁迅的作品也对东南亚华文新文学的发展演变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根据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在国内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同时，鲁迅的作品就已陆陆续续地传播到东南亚诸国。新加坡著名女作家君盈绿将新加坡先驱作家姚紫的小说与鲁迅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鲁迅小说中的理性批判，比如《狂人日记》中浓重的悲剧色彩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在姚紫的小说中恍惚看到”。泰国华文知名作家洪林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华文学的影响》一文中承认早期的泰华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名著，是泰华作家创作的精神支柱”，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处在萌芽阶段的泰华文学，起着深远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当时社会人吃人的历史本质，给泰华作家们很大的启示”。印尼作家黄东平《形象性琐谈》对形象的塑造提出了颇多独到的理解，特别是以鲁迅的作品为例予以阐述：“为了增加特殊的色彩，造成特殊的气氛，使形象更生动，作品每每通过人物的眼睛、感觉等来写。《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来看当时的社会。”同时，鲁迅的民族精神与光辉人格赢得了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崇高赞誉，并升华为海外华人的精神源泉与效仿的典范。
正像果戈理的创作有着俄国和欧洲多元文化资源的滋养一样，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资源同样是多样丰富的，就如鲁迅自己所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因此除了果戈理之外，这“百来篇外国作品”中就不乏尼采、雪莱、弗洛伊德、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迦尔洵等，另外根据鲁迅的思想渊源还应包含中国传统资源魏晋文人的狂狷、曹雪芹笔下跛足道人的形状和其老师章太炎的思想及“章疯子”形象等，也可以看作对鲁迅《狂人日记》创作思想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医学知识，他对迫害狂症的直接生活经验，都是他采用狂人这一主题的条件和缘由，但最后以这样的文本形式呈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并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则要归于世界文学思潮的背景和中国现代东西方文化与文学大碰撞的时代环境。从中西文学关系的角度看，《狂人日记》既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影响的产物，更是当年中国先锋作家鲁迅居于中国（东方）现代文化的独特经验、个体的独特生成体验的一种艺术化表达。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它是欧洲现代主义在跨文化传播旅行之后的生命延续，也是鲁迅创造性地将跨文化的影响付诸文学实践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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