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论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时候，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穷人•小引》（《集外集》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能如此理解陀斯妥也夫斯基，显然有自己的体验，他的小说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通过那个“我”，在小说中一一举劾和揭发自己灵魂中的“鬼气”，从吕纬甫到涓生的一系列人物，却一一陈述那“鬼气”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阐明它的深刻的光辉。非但如此，从《祝福》到《伤逝》，审问者的气势越来越弱，犯人的辩声却越来越高，这更是他始料不及的吧。他在一个星期中连续写下《孤独者》和《伤逝》，却不像对《阿Q正传》那样立刻送出去刊载，直至第二年收入《彷徨》，都没有单独发表，这是否正表明他的惶惑，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小说？我想到他在《小杂感》中的话：创作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什么叫“一个人看”？除了给朋友和爱人，是否也是给自己看？继《伤逝》之后，他又写下两篇小说，《弟兄》和《离婚》。《弟兄》对沛君的内心隐情的揭发，似乎比对涓生更为犀利，《离婚》中弥漫的那股冷气，也令人联想到《孤独者》。但是，作者那种深刻的自我举劾，在作品中日渐隐晦，《离婚》里是完全看不见了。从《祝福》开始，鲁迅的内心之门逐渐打开，到《孤独者》和《伤逝》，这门已经开得相当大。也许是开得太大，使他自己都觉得不安了？倘真是如此，他的头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赶紧关门。我觉得，《弟兄》和《离婚》的一个突出意义，就是表现了作者的一种也许并不自觉的内心收缩：他原是想借小说来驱逐内心“鬼气”，却没有想到它反而利用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法则，在他内心膨胀得更为巨大，情急之下，他只好先丢开笔再说了。写完《离婚》，他果然停止了小说创作。
我深深地为鲁迅感到惋惜。人们一直都在喟叹，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大作家。七十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富于才华的小说家，他们也都能程度不同地获得一份独特的人生感受，但是，他们似乎都无力使这份感受进一步深化，即便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多半只能重复自己，几乎没有人能够在奏出第一首动人的旋律之后，再唱出第二首更动人的歌。
但鲁迅似乎是个例外，他不但有像《药》和《阿Q正传》那样的小说，极其深刻地解剖大众的灵魂，更有像《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那样的小说，同样深刻地解剖自己的灵魂。无论是表达的方式，还是表达的内容，这两类小说都是那样不同，你甚至可以说后者正构成了对前者的一种情感上的否定。因此，倘说《阿Q正传》是代表着鲁迅小说创作的第一乐章的辉煌的完成，那《孤独者》就无疑标志着他已经开始了第二乐章的创作，魏连殳的自毁正是这乐章的一个动人的开端。也许我太偏执，我总以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个人的各种使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发挥他个人的独特才能。就鲁迅而言，他写杂文，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当然是对社会的贡献，但是，这贡献却是别人也可以做的，他能将瞿秋白的杂文署上自己的笔名发表，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然而，却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写小说，尤其没有人能代替他写《孤独者》，在这一方面，现代中国没有一个人的作品配署“鲁迅”这个名字。倘若这样来看，鲁迅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恐怕就不在当一名“强聒不舍”的启蒙者，而在做一名悲愤深刻的小说家，不在写杂文，而在写小说，不仅是写《阿Q正传》，更是写《孤独者》。既然魏连殳的绝望，是表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最独特也最深刻的人生情怀，那鲁迅顺着《孤独者》的思路写下去，又势将创造出怎样伟大的悲剧作品来？就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来讲，这样的悲剧至少是不会比《阿Q正传》缺乏分量吧。
可是，鲁迅偏偏停止了小说创作，在以《孤独者》一类作品构成了那样一个坚实的碑座之后，他竟放弃了在其上继续建造艺术丰碑的努力，中国新文学的唯一一条有可能通向世界文学高峰的道路，也就因此而中途截断，面对这样无情的事实，谁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也只能是以世界文学作为参照。如果这样来看，我就不能不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却还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尽管以他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才能而言，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小说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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