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地、县领导给我们撑了腰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外人一看便知，消息飞快传开了。公社领导知道消息后，立即把我们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村情况上报县委处理。那时，我们是铁了心的！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外人看一家一户干活是搞自留地。到了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甘肃省一位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必须稳定，坚决反对搞任何形式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变相单干。我们听了广播都傻了眼，心里很害怕，认为《人民日报》编者按是有来头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这一下，我们是要挨批斗坐大牢了。
1979年5月8日，县委书记陈庭元把严宏昌找到公社，叫他不要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实事求是说出大包干到户的情况。严宏昌就如实地作了汇报，并说：作为一个农民，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一直是“三靠”（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自己种田还糊不饱自家的肚皮，实在感到有愧，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导，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和后代。我们现在搞大包干到户，不但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一粒粮，保证年年向国家做贡献。陈书记问，你们有把握干好吗？严宏昌当时保证说：一定能干好，不信你去看看我们地里长的庄稼心里就踏实了。陈书记当即表示：你们只要能搞到吃的，我们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你们好好干吧，就作一个试点吧。听了县委书记的话，我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块石头落地了。全村社员听了传达也都欣喜万分，认为有县委书记给我们撑腰，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1979年，是我们搞大包干到户的第一个年头，全队粮食总产13.2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收油料35万斤，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饲养生猪135头，超过历史任何年份。向国家交售粮食299万斤，是征购任务的10倍；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80倍。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上升到371元。同时，当年还贷800元，集体储备粮1500斤，公积金150元。我们小岗村由“三靠队”“讨饭村”，一跃成了全县闻名的冒尖村。
10月20日，县委书记陈庭元、副书记宁金茂等领导同志来到我们小岗村，宣布县委意见：同意小岗村搞大包干到户，作为大包干的试点队，并委派县委秘书吴庭美同志，在小岗村住下来，搞调查研究，核实产量，写了一篇题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调查报告，肯定了我们小岗村大包干到户的成绩，直接报给省委万里书记和中央农委。小岗村悄悄地搞“大包干到户”的情况，由此受到了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的重视。
10月下旬，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地委七名常委，来到我们小岗村，经过考察和座谈，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同意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干三年，并且总结大包干的优点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是利国利民的创举。
1980年1月24日上午8时左右，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亲临我们小岗村视察。万书记身穿黄色军大衣，风尘仆仆，一下车就挨家挨户逐个查看，看新盖的房屋，看各户收的粮食，又揭开锅看我们吃的，开箱子看我们穿的衣服，并亲切地问长问短。最后万书记来到队长严俊昌家，严俊昌拿出炒熟的花生招待省委书记一行。万书记不吃，这时全村老少都围上来，齐声说：花生是自己生产的，万书记尝尝吧！万书记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说，好，把这袋花生都带着，回去开常委会，让常委们都尝尝小岗村搞大包干的丰收果实。
万里书记还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大包干到户前后的生产情况，我们都一一地向他作了汇报。万书记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粮食上不去，还要从外国进口，怎么能向人民交代。他说：你们小岗村干得好，过去我们也想这么干，就是没人能带这个头，没有想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草屋里。你们搞大包干到户，是先交齐国家的，再留足集体的，剩下来才是你们自己的，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的。严宏昌反映：有人说我们小岗村这么干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万书记说：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地、县委领导同意你们干三年，我同意你们干五年。在场的领导和社员群众，都激动万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万书记临离开前，边走还边要求我们：一是要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二是不要卖过头粮，不搞浮夸风，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三是当干部的要把眼光放远些，不单是带领群众搞好农业生产，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小岗村尽快走向共同致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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