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城市的故事/大潮》：
浦东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
上海的发展，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段，上海沿苏州河两岸起步、发展，黄浦江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被称为“远东的巴黎”。但是，黄浦江东岸由于历史、政策、地域、交通和人们习俗的原因，发展始终受到制约。
1987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非常爱国的美籍华人教授，预应力专家林同炎先生，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的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江泽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请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
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要紧的几个领域的专家。小组由汪道涵任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梁任副组长。
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他对政策的把握非常独到；有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于品浩，他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笔杆子；有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佳能；有土地管理局的一位老处长俞汉卿；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教授陈泽浩；还有我本人，当时我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留校出任老师。
我之所以被选入小组，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第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第三，1985年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律师事务所进修期间，结识到访的汪道涵市长，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机会汇报对国际问题的观感和心得，汪市长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这个小组成员没有报酬，职级悬殊，有正部级领导汪道涵、副部级领导倪天增、正局级张绍梁、副局级俞健、正处级于品浩、副处级俞汉卿，还有陈泽浩研究员、李佳能总工程师，我作为研究法学的年轻学者刚刚获得硕士学位。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国内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和照搬照抄的，我们就依靠林同炎教授和他们的几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些国际经验。他们是真正的志士仁人，立志推动国内开发开放，对国家的发展充满感情。末对这个小组来讲，就是平地起高楼。摆在这个小组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到底是用浦东的小小一角作为试验，还是整个浦东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到底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等。研究全部是业余的，我们没有全职工作人员。
当时，办公的条件很差，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搭了一排铁皮房，借了一间给我们办公。我还记得，当时因为市政府大楼电话号码都排满了，我们的电话是“0”号分机。由于大家都公务在身、特别繁忙，我也有教学任务，从古北路620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乘71路车坐到底去外滩办公，两头都要走很远的路。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是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制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
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就是今天造迪士尼乐园那一带。说实在的，我们这批同志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
当时没有世纪大道，浦东最重要的路就是杨高路，我们就规划要沿着杨高路来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必须要立足于土地批租，滚动出租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市长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两个“度”，一个是开放度，一个是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了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海南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的巴黎”声誉恢复起来。我们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市政府发的文，由于工作很有成效，汪道涵同志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他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了相当的积累。
1988年5月2日，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就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就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如何？怎么吸引外资？如此等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基本具备，方向基本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会议的作用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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