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四十人（1978-2018）/我的四十年丛书》：
我今年88岁了，从1949年6月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富起来，1953年5月加入党组织后，这一梦想更加强烈。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到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当年工作过的义乌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6万元和3．3万元，多年位列全国第一，人均储蓄额、每万人汽车拥有量等12项指标位列全省第一。百姓从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是我最欣慰、最高兴的事。
1982年5月，组织上把我从浙江省衢州市（县级市）市委书记任上交流到义乌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衢州穷，义乌更穷，“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产贫穷县”“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不及杭州地区余杭的一个镇。衢州人均有一亩多地，自然条件好，粮棉油等农副产品较丰富；而义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均只有四五分地，农村不少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义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到了大年三十，我们在家里过年，许多义乌人却出门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做生意，并经常露宿街头。所以，当年年迈的母亲得知我要去义乌工作的消息，就有点心疼。除了“穷”，当时的我对义乌真是一无所知。因此，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到人地生疏的义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靠干部群众，下苦功，多搞调查研究，多听多看，尽快了解本地情况，熟悉工作环境。
“翻两番”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时髦的口号，我来义乌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突破口，努力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我调到义乌工作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已经自发形成了小商品市场。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鸡毛换糖”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此采取禁、打、关、赶的政策和措施，可是，又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跑，长期作为义乌的一大“包袱”存在。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剥夺农民生存权，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么怎样来看待、解决义乌农民从商的问题呢?对此，当时义乌的干部群众争议很大，县委班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而群众很想从商又怕挨批。面对这一切，我们只能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于是，一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组织大批干部下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等形式，面对面地听取意见，系统地开展调研。由于我初来乍到，人们一时还不认识，所以我去调查时，群众敢反映真实情况，我也就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调查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小商品经营以积累生产资金、贴补生活，实在是件好事。于是，我根据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当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反响强烈，有人高兴，有人担心。我就通俗地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就拿鸡毛换糖来说吧，义乌货郎走南闯北，千辛万苦，一家一户地去用糖换鸡毛、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艺品；差的用作传统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收购的鸡内金出售给医药公司做药品。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心里预感到实现义乌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有了突破口。
共担风险，富民有了大平台
在系统深入的调查面前，县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认为应该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但是，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又无先例的状况下，县委要开放小商品市场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一些同志难免会有顾虑，我很理解。作为县委书记的我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态度。为了实现富民梦，敢不敢从实际出发担当风险?很快我做出表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为了百姓利益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回家种田。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和县工商局、相关区镇干部也在工作中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并于1982年9月5日以“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之名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市场开放了，政策出台了，但是观念的改变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干部还是群众，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禁锢，“怕”的思想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于是，在1982年下半年，我们组织义乌乡党委书记及以上干部到温州去考察，学习温州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这趟考察我很受触动，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温州，大家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观念开始有了较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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