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席勒，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荣休教授，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Digital Depress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等。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Digital Depress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这是一部史料丰富的信息资本主义发展史。与以往的研究对电信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注不同，本书通过翔实的历史档案讲述了美国政府和大型商业用户在全球信息业政治经济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从邮政、电报、电话到计算机网络，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建成，是美国政府灵活地运用政策手段，将前沿的信息活动制度化，并为营利行业保驾护航的结果。
　　尼克松时代是重要的分水岭。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尼克松摒弃了约翰逊政府的新政，开启了美国电信业激进自由化的进程。面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第三世界的信息新秩序运动，美国进一步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性组织将电信自由化推向全球，完成了一场史信息权力重构。在互联网协议的争夺中，美国主导的因特网架构以信息自由的面貌粉墨登场，解构了以国家为中心对美国国际通信权力进行的抵制。然而，信息资本主义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危机，只是将其现代化了。2008年以来，尖锐的全球数字权力斗争开始显现，挑战性的力量开始出现，这场危机将会在地缘冲突中愈演愈烈。

导读（节选）
王维佳


历史研究吸引学者的一个持久魅力是它可以让个体的阅历与宏大的时代场景相互勾连、相互对话、相互激荡。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美国正在为回应世界格局变化而进行内政外交的全面战略调整，而此时年轻的丹·席勒先生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旨趣，并对传播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十多年后，当他着手准备“网络与尼克松时代”这项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那一系列丰富而生动的历史材料不仅会沉淀下深入的理论洞察，也应该会激发起感性的历史记忆。
　　2016年10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席勒教授通过四场精彩的公开讲座将他的这项研究呈现给了北大学子。从美国早期的邮政和电讯网络发展，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信息地缘政治学，在环环相扣的历史演义中，席勒教授为我们展现了在争夺通信网络主导权的艰难博弈中，哪些政治经济力量不断塑造着传播技术和传播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和结构形态，并最终促成了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格局。
　　本书正是这一系列讲座内容的精编，并加入了席勒教授此次访华时接受的三次学术访谈。我很荣幸受“大学堂”计划的委托邀请了席勒教授，主持了全部四场讲座，并帮助促成了本书的翻译出版。在这一过程中，席勒那宽厚平和、严谨求实的气度和他融会贯通的广博知识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
　　为了阐释“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席勒以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电信政策的转向为轴心，向前后延伸，进行了跨越近两个世纪的传播史梳理。这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叙述展现了国家、国际组织、通信运营商、大型商业用户、传播业劳工组织等影响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如何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掣肘。
　　从18世纪末开始的“西进运动”到近两百年后的“美式和平”，我们见证了一个大西洋沿岸的松散联邦如何拓展为横跨两大洋的世界强国，并进而主导了后冷战时代持续近二十年的单极全球化。可以说，美利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协同促进、逐步扩张的历史，而信息传播网络正是这种在横向地理空间中不断延展的“强力意志”进行生产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基础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几百年的历程中，资本主义必须打破任何试图阻碍它对传播网络进行全盘操控的理念和机制，无论它是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服务方案，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主义方案，也无论它来自一国内部的新旧产业矛盾，还是来自国际间的争霸竞赛。在这个意义上，铁路、邮政、电报、电话、卫星通信、互联网等通信网络的发展正是内嵌于这一帝国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而绝不是技术演进的自然结果。本书所展现的这一广阔历史背景和狡黠的强力意志正是理解网络传播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政策争议和利益诉求的关键主线。
　　从18世纪晚期开始，政府运营的邮政系统就在美国的早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向西部开疆拓土、驱逐北美的土著居民、开展初级产品的贸易、挫败欧洲的殖民计划，这些拓展国家和资本生存空间的任务都离不开邮政网络提供的服务。对传播的强烈需求在早期私人资本力量还十分有限的美国几乎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来满足：到内战前的1860年，邮政支出已经“占到整个国家政府全部支出的将近1/4”。可见，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国家力量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传播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然而，国家资助并不会带来传播系统的“公共”属性，对商业用户的优先满足既是早期市场运行的高额成本决定的，也是传播网络得以扩建的最初动力和使命所决定的。到了电力传播时代，这一点更加明显：“美国早期电报需求的90%以上，由商业和新闻界所占据，工人和小农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而当电话开始普及时，“商业用户也不断地组织起来，试图影响政策和费率制定”。由此可见，在网络传播发展的历史上，商业用户对传播业发展施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正是席勒在这项研究中反复强调并不断证明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理解本书主旨的一条重要线索。

二
　　当美国还是一个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时，传播网络这种需要高度组织化和大量资本、技术投入的行业很自然地由国家来投资和运营，而当19世纪的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和金融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时，将信息传播重新划为一个私人资本的领地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了。因此，从电力通信时代开始，美国将“（传播领域的）优先权长期给予了私人资本”，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而恰恰是美国的国家属性所规定的制度安排。
　　然而，国家将电报、电话、信息处理等行业的运营权交给私人资本，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退出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与此相反，如果离开美国政府的培育和扶持，信息传播产业不会在这个新兴工业国家中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发现和认定国家力量在信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正是本书颇具启发性的贡献。正如作者的概括，美国的传播系统“一方面将排他性的优先地位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控制力，以及商业用户和商业用途，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和根本意义上，依赖着美国政府”。
　　在“帝国”崛起的漫长岁月中，领土扩张所需的勘探测量、地图制作、信息沟通，工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控制需求，世界大战和全球冷战中的网络通信、数据处理、精密武器研发等，都常常使美国政府成为专业信息处理设备和网络服务的最大买家。政府在关键领域的采购和投资源源不断地为私人资本主导的信息传播业输血，而国家组织和投资的技术研发则为信息处理和网络通信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这些直接的培育，国家还不遗余力地为传播业的发展创造法律和制度环境，这突出地表现在美国政府“通过违反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法来实现技术赶超”。席勒的研究显示，作为一个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对先进技术的抄袭和窃取为美国信息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有意味的是，在美国最终发展为主要技术出口国的时候，它又转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盗版侵权大肆批评，帮助维护本国大型企业的海外利益。这段有关知识产权的历史真是既合乎逻辑又充满讽刺。
　　然而，仅仅从服务性角色上来理解国家在信息传播业中的作用还远远不够，由于传播网络运营商和大型商业用户之间经常爆发供求关系上的矛盾争端，国家还必须在垄断、定价等关键问题上进行裁决：西联电报公司对竞争对手的兼并、贝尔电话公司遭遇的反垄断压力、AT&T在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抵制，都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决断。这些决断的依据绝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公正原则，甚至也不是对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的简单回应，而总是凸显出资本主义在整体上对长久发展的期许。在席勒梳理的电信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为了扶植新生的商业/科技力量，国家在很多时候会选择接纳商业用户的诉求，限制网络运营商的发展，不允许传播领域的行业利益阻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向前迈进。这种总体史观上的清晰意志和具体执行中的狡黠果断打破了有关西方历史中技术和市场自我进化的神话，也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不是“国家的资本主义”。
这些现象还呼应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商业用户”政策影响力问题。席勒在讲座中特别提到：“为什么学者们很难认识到商业用户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就必须承认，正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仅仅是垄断，构成了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力量。”
由此联想到当下有关美国“网络中立”审议的公共讨论，基本上完全回避了传播领域新旧力量之间（也就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和网络运营商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龃龉，以及这一提案审理结果可能对信息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影响，主流媒体的报道将问题全部指向“反垄断”“公共性”“平等接入”等价值口号，这不正是席勒指出的认识误区？与此类似的还有几年前国内的“提速降费”政策，在前台欢呼的是作为个人用户和家庭用户的普通网民，而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从国有电信运营商的让步中获利的超级互联网公司。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便能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力量和价值。

三
　　“天定命运”的道路自信指引着新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壮大，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美国的大型企业原本可以借由战后的优势打破旧的殖民体系约束，抢占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的主导位置，构建一个金字塔般的商品、技术倾销网络。美国的信息传播产业也将由此获得一个绝佳的扩张机遇。然而，美国资本主义终究不是一架简单的利润机器，时势的变化最终让它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
　　二战后遍布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追求自主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等，给持续数百年的文明等级体系和全球不平等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这种来自外部的威胁使得一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共识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达成。美国由此做出众多让步，放缓了称霸全球经济的议程，甚至主动帮助老牌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在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中，资本的侵略性也被相应削弱，扩大社会福利和强调公共服务的自由主义治理方案必须在国际时局的制约因素中来理解。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持续几十年的让步，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一旦国际局势得以改变，新的策略、新的机制和新的政治精英就会登上历史舞台，推动资本主义回归扩张的正轨。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前后，美国的内政外交开启了新的战略转型，被抑制多年的资本力量开始获得释放。巧合的是，席勒的美国电信史研究和佩里·安德森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都用“重校”（recalibration）来概括这段历史：随着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第一世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舞台，美国迫切需要重塑自身优势地位；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劳资纠纷和广泛的社会矛盾给美国资本带来了沉重压力。为此，新的决策者必须重新修订冷战时期的政策路径。
　　席勒的系列演讲最初即被命名为“网络与尼克松时代”，足见他对这一“重校”过程的重视。在本书中，他用一系列丰富而生动的历史材料展现了在漫长的电信史中，尼克松政府时期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席勒的研究表明，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获得快速发展，本身就是重重危机下的政治选择。正是为了应对外部的经济挑战，同时削弱国内传统产业工会的权力，美国的企业主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才开始全面拥抱数字资本主义。
　　首先，从尼克松时代开始，计算机、软件等信息科技行业获得了大量政策优待：政府的角色受到严重限制，企业几乎不承担任何社会福利责任，而以工程师为主要劳动力的科技企业也同时规避了传统工会文化的影响。一旦这个产业领域发展壮大，美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都将随之变化。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正是一个“非凡的历史转型”：围绕网络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如今正在渗透和攫取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新经济和新科技让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主导了单极全球化秩序，却也埋下了毁灭自身的隐患。实际上，围绕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政治危机（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隔阂、政治疏离），正是几十年前这场产业转型的持续后果。
　　其次，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一个规避社会矛盾的经济增长点，它所带来的通信效率提高还对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外包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不再需要承担本国的高额劳动力成本，这使得发达经济体中的产业工人在丧失了工作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政治权力。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来说真是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
正因为信息科技和通讯网络对于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才迫不及待地与大型商业用户联合起来，试图将信息传播业从“伟大社会”的福利方案中“解救”出来。约翰逊政府的通信政策工作小组曾经建议把有限的网络自由化作支持民权的手段，以改善普通美国人的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状况。而尼克松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关键人事任命、管理结构改造和政策调整，满足了大型商业用户的需要，“为系统化的市场开放铺平了道路”。新政策的目标不仅是将信息通信网络运营置于公共监管之外，而且是帮助大企业获得“自主设计和实施计算机通信系统的完全自由”。

导读

一、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
（一）美国邮政局
（二）电报和电话
（三）工业化和信息处理
（四）政府的基础性作用
（五）商业媒体的兴起
（六）国际性商业扩张
（七）战后的政治经济
（八）计算机通信的制度化
结论

二、美国电信政策的重校，1967—1974年
（一）约翰逊的通信政策特别工作小组
（二）企业用户和计算机通信
（三）尼克松政府的政策转向
（四）劳工向前进？
结论

三、全球互联时代的美式和平？
（一）国际卫星服务博弈
（二）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
（三）美国的战略重组
（四）瞄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
（五）因特网
结论

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学
（一）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概况
（二）新兴的政治经济力量
（三）引进来和走出去
（四）因特网治理
结论

五、丹·席勒专访
冷战以来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专访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
专访丹·席勒：我们曾以为共享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
——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