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的前辈作家让我明白，文学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它不吃“青春饭”，也不规定退休年龄，它让你一生都不会太无聊。这么老少皆宜的事情，事实上也并不简单，因为写一时不容易，写一世更不容易。
如果说人一辈子做的所有事，都是在对抗苍老对抗空虚，都是在解决垂死那段时期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那么文学还真算得上是贴近这个目标的事业。文学的本源就是对抗时间。人们渴望延续自身生命，这是所有艺术创作的本能推动力。青史留名，说来是俗了些，但希望作品在自己身后有所回响，对写作者而言，应是起码的野心。不希望作品留世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态度非常值得怀疑。这样一想，很多问题便不值得计较了。写作真是要做一辈子的事的话，持续性的在场远比短暂的喧哗重要——这对80、90后乃至00后，都一样。青春时写作不困难，十八岁的少女都是诗人，因为有少女心，八十岁的诗人就难得了，因为他把诗心保鲜了八十年。
——周李立
《那拉提告别》的故事因为下雪封路而展开，于兰和丈夫关鹏的新疆之旅滞留在途中一个叫独山子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等待，或选择原路返回。于兰的潜意识本来是想借这次旅行逃离自己生活中的困境的，可现实却是她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后来，于兰才明白，只有那“平安独山子”的电话和那满月，能给人一点在困境中前行的希望，人生也才有了继续的可能。
《安放之年》讲述的是，一个身为“听话的好孩子、爸妈的骄傲”的县城女孩，行进着这个时代年轻人典型的命运轨迹，通过高考离开县城，一路在北京、香港求学，后来落户北京。只是，这份外表光鲜一路向前的背后，却有万般无所适从的不堪和茫然，不知归处。
《布鲁克林宝贝》讲的是新新人类瑞娜和守旧母亲田妍的代际冲突。瑞娜在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中，迅速融合进美国的全新生活方式，以“精神独立和生活独立”为目的，向母亲发起挑战。小说中人物、话题与背景等显得清新明快，中产阶级的困惑与自我改变可见一斑。
《更上层楼》是周李立尝试底层民众形象塑造的作品之一，小说更多描写的两个女孩家庭环境异同所导致的不同人生轨迹。通过一栋楼房的拆迁变化将普通人的生活及认知描述得生动畅快，可视为一个年代的变迁记录。
昨天是关鹏开车。于兰不敢告诉关鹏，母亲的电话意味着他们得被“召回”北京，他们还得放弃只进行了三分之一的旅行，退掉订好的酒店，改掉机票时间。她假装欣赏车窗外的景色，却看不出什么景色。这是什么地方？她不是很清楚。路线是关鹏定的。只看见戈壁滩，就像灰色天空复印出来一般。天地同样辽阔，灰蒙蒙，空无一物。她一度错觉他们会永远这样，行驶在路上，没有终点，也不会中途停车。对，还有这辆租来的车，租车费提前付过，如果提前还车，那些不能退还的租车费是会让她心疼的。他们还不是那种能随心所欲应付收支的人，虽然他们如果把工资数额告诉任何一个人，人们都会表示，那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足够在北京体面生活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是不靠工资吃饭的有钱人。”但如果把于兰工资的几乎全部，都交给养老院呢？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她没说过，也没人知道她这些年为养老院贡献了多少。
“如果你不回去，不出现在养老院，我打包票，她不会有任何事。太后奶奶不会有任何事。”关鹏说。他也许不难猜到，这次旅行将被提前终止。关鹏喜欢背地里叫母亲“太后奶奶”。于兰不喜欢关鹏这么称呼母亲，但他认为这个称呼准确又幽默。
“但她不吃东西，七十岁的人，怕熬不住。”于兰说，她想母亲真的三天没有吃东西吗。
于兰小时候也不怎么吃东西，瘦得像纸片，所有挑食的小孩都胃口不好。父母就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于兰昨天也在电话里这样跟母亲说“饿了你总会吃的”。但她其实没把握。因为她记得，小时候，饿太久的话，反倒感觉不到饿了。母亲可能也这样，她可能已经是个不会饿的老太太了。
关鹏说：“太后奶奶只不过想你回去，她就要你在她眼前。她闹出的这些，都是为这个。”
于兰当然知道。她说：“别这样，她是我妈妈，她年纪大了，想我在身边。这很正常。”
“哦？是吗？”关鹏表示怀疑，“我怎么觉得她不是你妈妈呢？我觉得她迟早得毁掉我们。”
没什么好怀疑的。于兰的五官，像蘸了太多墨汁画出来的眉毛、眼睛和大嘴，这种浓墨重彩的面相只能继承自太后奶奶。
每当母亲要死要活的时候，那浓烈的五官挤在一起的时候，于兰都感到那是种可怕的提醒——于兰不知道自己七十岁时会不会成天想着去死，然而又并没真的死掉。但她可以确定，她不会有个自己这般对母亲不离不弃的女儿。她不会让自己这些年经受的一切，也依样遗传下去。
于兰没有女儿，也没有儿子。一开始，他们并不是这样决定的，只是事情慢慢就变成了眼下的样子。于兰和关鹏结婚没多久，母亲就说过：“如果你打算生孩子，要先告诉我。”“我会的。”“你应付奶瓶和尿布的时候，我得想想我怎么办。”“妈妈，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得做点准备。”“我不明白。”“你都明白，新的来了，老的就得死了。”“妈妈，你这样说，是要我怎么办？”“你什么也不用办。”
于兰什么也不用办，也把什么都办了，她没有兄弟姐妹，只能自己来办：因为他们都得上班，而母亲片刻都离不开人，她思前想后，然后把母亲送到最好的养老院，挑了间向阳的、温暖的房间。她每周三次坐公交车去养老院看望，有时一周还要多去一两趟，因为母亲总会遭遇“危机”。“我们说的危机，就是说，你们亲属必须要有人在场的状况。”——养老院当初对于兰提出这个之后想来十分含混的要求。他们没说明白什么是“必须”，然后所有的状况他们都可以判断为“必须”。亲属“必须”到场，不然后果自负。
有一次，母亲把自己锁在房间的浴室里。每天早上负责叫醒母亲并打扫房间的护士，在打开母亲房门后，没能打开浴室的门。浴室的门从来都无法锁上——养老院当然要拆除浴室的门锁。母亲用什么方法锁住了那扇门？护士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护士的工作就是给老人的女儿拨电话，护士甚至都不用去打开那个记录亲属联系方式的Excel表格，而是从手机通话记录里直接找到了于兰的电话——昨天刚刚通过话，通话记录还在列表中靠前的位置。“您好，我是养老院小杨。您母亲，她把自己锁在浴室，我们很担心。我们认为，您得赶紧过来一趟。”护士的声音听上去温柔又亲切，语气强硬，不容分说。
“她在浴室做什么？”于兰问。她想到浴缸里满是母亲的血。这次是要割腕自杀吗？但母亲没有刀片，不过也说不好她能弄来刀片。
“不清楚，我们会撬门，但是请您立刻过来。”
“撬门？”
“对，您母亲的⋯⋯状况本来就不好。不知道她是怎么锁上浴室的，我们早就把锁拆掉了。”
于兰猜想护士小心翼翼省略掉的词，可能是“精神”。
那拉提告别
安放之年
布鲁克林宝贝
更上层楼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创作谈：一生所受全部教育，那一刻都不能告诉她一条裙子的美丑
《安放之年》写完后放了一年多才拿出来投稿，倒不是因为你们常跟我说的“写完放一放，过段时间再看一看、改一改”，而是我有点儿拿不准年轻女生无病无灾就给自己买个墓地这种事，这么丧，放小说里到底好不好？因此，这里更该感谢《当代》。
这一年多时间，也是白放了，到底没改，不想改，缘由我可以用10万+的公号文章的风格讲：“大部分人三十多岁就死了，七十多岁才埋。”这么来看，小说中的女博士如果有了这种意识，买块墓地也还不为过，至少还能当投资嘛。
据说相亲鄙视链中，女博士排末尾。女博士要不排后面，也是属羊的女博士排后面。肯定有人想过，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吧？从小到大不是成绩很好表现较佳的女生才有可能顺利读成女博士么？难道就像2可以灭掉大小王、老鼠可以赢大象，所以女博士这张小王的牌，注定得输给生活的2？
没那么简单。没人敢说教育程度与生活幸福指数成正比这种话，某些时候它们甚至成反比，不如客观地说，其实它们压根没关系。
我们这代大部分人读书时的目标是考高分，考高分是为了好升学，这就像打个怪就为升个级一样，有一天升到顶了，没招了，空虚了，又缺乏没皮没脸自嘲“无敌是多么寂寞”的幽默感，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这个问题来得越突然，杀伤力就越大。就像下棋的时候明明每一步都是正确的选择，却突然落了个满盘皆输。女博士学成归来，顺利找到北京高校的教职工作，中间每一步都没问题，这时她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来了，而且很严重，原来她一路上所有正确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换来所谓安身立命的归属感。
其实大部分人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没什么想法的——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想法。毕竟人生从来就不由鱼类学或本体论或机械工程学构成，而是出生、死亡、阑尾炎、麻疹、香水、生日晚会、垃圾、枕头、裙子⋯⋯这些东西构成——对，就这么不讲道理、没逻辑。我们的教育解决不了这些没道理的道理，我们的教育也从来不教人如何判断一条裙子的美丑。
既然都没什么想法，不如随大流，不知道这也算不算是一种想法。悲哀在于，“我们怕的不是身处的环境怎样，遇见的人多么可耻，而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无法将他们与自己界定开了”——善于令人“细思恐极”的张爱玲是这样写的。但刻薄如张爱玲，还能让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港岛危城做做平凡夫妻、过过小日子，“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发展是自私男女在危机下的本能选择，这是自然的。放现在，白流苏和范柳原要在香港或北京寻一处小洋楼苟且，也得好好算算房价和租金能不能承受。封锁的都市里，极端的外部条件下，男男女女都成为自私的个体，按照欲望诉求展开博弈。《安放之年》中女博士与大卫的爱情发展，大体出于这样的逻辑。
——周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