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以前，周时有苏绰，曾拟《大诰》，也可说是他们底滥觞。韩、柳底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中唐萧颖士、李华底文，已渐趋于奇；德宗以后，独孤及底行文，和韩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刘、吕也爱造词，不过不如韩、柳之甚。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底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韩之学生皇甫浞、张籍，也很欢喜造词。晚唐李翱别具气度，孙樵诘屈聱牙，和韩也有不同。骈体文，唐代推李义山，渐变为后代底《四六体》，我们把他和陆机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尊贾谊、太史公，把晋人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底“刚”了。
宋苏轼称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们很不佩服。他所说八代，也费端详。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晋、汉为八代。这当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晋、汉、秦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为司马迁、贾谊是唐人所极尊的，东坡何至如此胡涂？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为八代，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乱，已无文可称；当时大都推重李义山，《四六体》渐盛，我们正可以说李义山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开得韩昌黎集读之，行文自以为学韩，考、之实际，和韩全无关系；但宋代文学，他实开其源。以后穆修、尹洙辈也和《四六》离异，习当时底平文——古文一名，当时所无——尹洙比较前人高一着。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王为最着。欧阳本习四六，后来才走入此途；同时和他敌对，首推宋祁。祁习韩文，着有、《新唐书》，但才气不如韩。他和欧阳交情最深，而论文极不合。他底长兄宋郊，习燕、许之文，和他也不同。
明人称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欧阳和韩，更格格不相入。韩喜造词，所以对于李观、樊宗师的文很同情；欧阳极反对造词，所以“天地豁，万物轧，圣人茁”等句，要受他底“红拉帛”。并且“<黄主>纩塞耳，前旒蔽明”二语，见于《大戴礼》；欧阳未曾读过，就不以为然，他无论矣。三苏以东坡为最博，洵、辙不过尔尔。王介甫才高，读书多，造就也较多。曾子固读书亦多，但所作《乐记》，只以大话笼罩，比原道还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刘原甫，一浮一实，拟于无伦了。宋人更称曾有经术气，更堪一笑！
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这项文东坡已有雏形，只未十分显露，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濂辈底《台阁体》；中间在元代虽有姚燧、虞集辈尚有可观，但较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刘敞、司马光辈谨严厚重，比欧阳高一等，但时人终未加以青目，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前七子（李梦阳等）恨《台阁体》；后七子（王世贞等）自谓学秦、汉，也很庸俗。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摹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出，和后七子中王世贞相抗敌，王到底不能不拜他底下风。归所学的是欧、曾二家，确能人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正如孟子所说：“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归本为昆山人，后来因为方、姚兴自桐城，乃自为一派，称文章正宗。归讲格律气度甚精工，传到顾亭林有《救文》一篇，讲公式禁忌甚确，规模已定。清初汪琬学归氏甚精，可算是归氏底嫡传；但桐城派不引而人之，是纯为地域上的关系了。
方苞出，步趋归有光，声势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谨严，姚姬传承他底后，才气甚高，也可与方并驾。但桐城派所称刘大櫆，殊无足取；他们竞以他是姚的先生，并且是桐城人，就凭意气收容了，因此引起阳湖和他对抗。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巨子；惠言本师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们嫉恶桐城派独建旗帜，所以分裂的：可惜这派传流不能如桐城派的远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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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底推测，或许有人以为这书底话是很对的，因为这是太炎先生所讲演的。果真如此，便是自误自累，却又成为太炎先生底罪人。太炎先生这次讲演有一种真精神，就是指导我们去怀疑，去自由发展，他说：“在思想不能自由发展环境之下，时势所趋，不能不有大变动。”
——曹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