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虏人与追索逃人
明代女真人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幅度提高，为女真人的历史性崛起提供了经济保证。其生产力的提高是因为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即从采猎业转变为农业，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无论是生产力的提高还是生产方式的转变都不直接来自明朝的“羁糜政策”，因为羁縻政策为女真首领们提供的仅是一部分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促成该社会经济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的是辽东的广大被掠农民，他们是生产力也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者。羁縻政策的作用在于它实施使女真人开了眼界，使女真人看到了采猎之外的生产方式，看到了农民的巨大生产能力。
有学者说女真一满族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如说他们是敢于追求的民族，他们向往农业却并没有亲手操持农业，而是落实到被掠辽东农民的身上，靠辽东农民建立起女真社会的农业体系，就是说辽东农民的劳动奠定了女真每个家庭的财富基础，奠定了女真农业社会的基础。满族的“拖克所”即庄园就是以辽东农民为主体形成的。
但是辽东农民有自己的家园，不会自动撇家到女真人家里给别人创造财富，他们来到女真地域完全是被动和痛苦的。他们的反抗就是逃亡，逃亡是唯一能够使他们回到家乡和亲人身边的办法。逃亡对汉人来说是有理的，对女真人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如果不再虏人就不能补充失去的生产力，所以有明一代的“虏人”与“逃人”是不断发生在辽东地区的基本矛盾。
女真人大量掳掠辽东人口，从实施羁縻政策之后就开始了。杨木答兀是大规模掳掠辽东人口的典型，而明朝的记载只写他叛走的原因，没写他裹带走近千名辽东人口。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辽东都司都指挥佥事王雄以激变虏人杨木答兀逃逸，降登州卫指挥佥事。”①没有记载逃逸的杨木答兀带走了大量的辽东人口。见于李朝记载的杨木答兀不是孑然一身，他带走了500户。永乐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猛哥帖木儿与李朝官员金光秀握手时：“仍言，杨木答兀亦率管下五百户来屯豆满江外，此人掳掠中国开阳城而来矣”。“吾等居中国近鞑靼，皇帝以鞑靼扰乱，许各其所。吾以五百户先来，未至者亦五百余户”。永乐中期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迁徙到明朝境内，当时只带了500户，不过是十来年的时间，离开这里时已拥有千户，超过自然规律猛增这样多的人口一定是大量掳掠辽东人口的结果。①也就是说掳辽东人口不仅是杨木答兀，猛哥帖木儿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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