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鲁迅之后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场域里，鲁迅的地位从来首屈一指。二十世纪三○年代以来，鲁迅即被视为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化身、文学革命乃至革命文学的模范、现代启蒙论述的先锋、中国的良心。鲁迅的影响如此深远，他的神话魅力如此迷人．仿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已经达到高潮，而鲁迅之后所出现的种种试验，都不过是对大师的回应罢了。
鲁迅对中国现况所展现的洞见，以及借文学形式所提出的批判，当然具有典范式的贡献。然而就他所示范的形式与观念而言，仍有一些作家别有开创。形成与大师的对话。这倒不必意味是什么“影响的焦虑”，而是意味在鲁迅所奠定的论述典范中，辩证的声音其实此起彼落。有些声音质疑，甚至逾越鲁迅的地位，但同时也反证了鲁迅的影响。我以为茅盾、老舍、沈从文可以为这类声音的三大代表。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时间后于鲁迅，他们对鲁迅的写实观了解充分，足以对其有所修正增益。他们对中国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所从事的实验．从历史政治小说到乡土文学，从插科打诨的闹剧叙事到涕泪交零的感伤文字，不一而足。在这些宴验中，他们将鲁迅勾勒的中国视景加以延伸，为其后的写实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指出不同道路。在历史交汇时期，这个更广阔的写实／现实主义的领域，也恰恰是年轻一代创作者的新起点。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之时，正值支撑传统中国现实的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s）土崩瓦解之际。当时知识分子与文人汲汲追寻强国之“道”，而如何“阅读”与“书写”中国的问题，正是他们的要务之一。有心人对新叙事典范的上下求索，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游戏，而是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文化／知识手段。他们普遍坚信中国的问题来自文化／知识的断裂，因此只能以内在的、整体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论就修辞或观念上来说，革新叙事典范都被认为是反映及矫正现实的先决条件。足以代表这种思想模式的，包括了梁启超提倡小说对中国民心“不可思议的”改造能力、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慷慨激昂的文学现代化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有鲁迅以震聋发瞆之姿，号召拯救中国人的身体前，务必先拯救中国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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