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他的《蒿里行》中进行过这样的描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通鉴》六十五卷记载赤壁大战“时曹军众己有疫病，初一交战，曹军不利”。说明疫情已波及军中。《曹集诠评》中曹植曾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复族而丧。”简练的语言描绘了疫病流行的猖獗，染疫之人大量死亡的惨状。《曹丕与吴质书》记载：“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殆尽。言之伤心。”说明当时疫情严重，连官宦贵族亦在所难免。建安七才子中徐轩、陈琳、应阳、刘祯四人死亡。当时许多家庭零落。建安诗人王粲（仲宣）的《七哀诗》对这个时期的惨象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综上可以看出，当时疫情十分严重，人民对于医药之需求十分迫切。仲景“宿尚方术”，且素有拯疾济世的大医情怀。当时灾疫肆虐，其亲属亦深受其害，仲景家族“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群书，写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另外，当时的社会风气亦是仲景发愤著书的原因之一。东汉末年，社会风气颓败，一般士大夫都轻视医学，一味追逐名利，贪恋荣华富贵。张仲景对此极为不满，故痛下针砭，在《伤寒论·序》中言到：“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这些人争名于朝，逐利于市，流浪颠沛于物欲的追求而不顾身命，所谓“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一旦身染重病，就只能“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请巫师祈祷，请鬼神保佑，都无济于事，最终变为“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的异物。这段序文，反映出当时浮躁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信巫不信医”的风气，而这些却发生在灾疫流行的战乱年代。灾疫流行、满目疮痍的惨状促成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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