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身居朝鲜，自知自己处时长久，性命难保，而且纵然一死，也无力挽既倒之狂澜。因而下定决心，摆脱困境。在李鸿章来电的同一天，再次犯颜致电，陈述了自己目前窘迫的处境，渲染了自己纵然一死也无济于事的痛楚。
的确，大军不援，袁世凯仅三寸之舌，又岂能对千万兵戈！李鸿章最终还是被打动了，回电允许袁世凯回国。
1894年7月17日，袁世凯化装易服，搭乘“平远舰”，悄悄离开了汉城。至此，袁世凯结束了在朝12年政治生涯，只留下朝鲜政府为他在汉城树立的“功德碑”。
同月25日，日本兵舰在丰岛海面寻衅，袭击运载清兵的“高陞号”。“高陞号”官兵拒不投降，被日舰击中沉没，近千名清兵葬身大海。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甲午海战之后，战争的硝烟还在黄海海面上弥漫，辽东半岛上尸横遍野。一场使中国元气大伤的战争尚未偃旗息鼓，在一片死气沉寂中，一艘商船搭载着一位面目瘦削的老人，驶往日本马关。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场战争给此后的中日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而且也对远东形势发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这场战争，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895年5月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这样分析战争失利的原因，他说：“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
的确，在战争中，无论是李鸿章督率多年的淮军，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还是刘坤一的湘军，都因腐败而一败涂地，加之战略的绝对性错误，更是败局已定。袁世凯顺应时势的趋尚，大力宣传他编练新军的主张。袁世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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