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德·基特尔，生于1962年，德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大学期间主攻历史学、政治学及罗马语族语言文学；1992年获埃尔兰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成为新闻记者，并在慕尼黑的当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5年在雷根斯堡大学担任教职，2005年获得该校近现代史教授席位；1997-2009年，他还担任《当代史季刊》的编辑。自2009年起，他成为设在柏林的“逃亡、驱逐及和解基金会”的创始人和负责人。
　　除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之外，基特尔先生的其他学术著作还有：《在帝国与共和国之间的行省：德国和法国的政治特质，1918-1933/36》、《对被驱逐者的驱逐？联邦德国记忆文化中的德意志东欧人》以及《穿越国家机构的进军？1968年之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政治和文化》。
　　
　　吕澍，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工作。1989年赴法兰克福大学留学，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叱咤风云的外国战将》、《上海的德国文化地图》；译有《另眼相看：晚晴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合译）、《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合译）。
　　
　　王维江，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汉堡大学哲学博士；曾在南京电力专科学校、空军政治学院、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王先谦与”清流”：晚清的政治与学术》、《“清流”研究》；译有《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合译）、《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合译）。

　　作者从两国记忆文化差异的比较角度，对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认罪、赔偿的过程进行了犀利的剖析：首先，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纳粹暴行的意识形态基础“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整个国家政权有系统、有计划地对其他民族实施种族暴行；第二，日本缺乏反省甚至赖账，与美国及其在日最高首领麦克阿瑟有直接关联，他视日本为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力保天皇，并由此导致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人数和量刑上的偏差、人员整肃上的草率和不彻底以及对受害国赔偿数额的不足；第三，未对日本的神道信仰、历史教育和公众舆论加以清算，“外部压力”过小、“内在接受”不足造成日本对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遗产没有多少“正义性的认识”并长期对历史“视而不见”。

　　由于中国台湾的因素，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直到1972年形成稳固的对立面，这阻碍了在战争中遭受损害最大的中国人民在记忆文化方面提出富有成效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核心领域是，对反人类罪行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南韩这个第二大受害民族，试图促使日本承认其历史责任，也没有成功。一方面，美国作为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联盟伙伴，对小得多的南韩所提的要求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日本本国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活动家，对首尔所施加的外部压力从内部予以加强——在“赔偿”问题上，联邦德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积极分子来回应Jewish Claims Conference（犹太人索赔大会）所提出的要求。
　　联邦德国客观上已经受到来自纳粹种族妄想的最大受害者群体代表的高度外部压力——这当然也出于美国犹太组织的高度警惕，因此美国在联邦德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深受影响，又因为民族性的反犹宣传的后果被大大高估，1950年代联邦德国的主观认识由此进一步得到加强。事实上，在多党民主制的美国，犹太少数族裔的要求首先要符合冷战的利益，在东西方缓解紧张关系之前和中东1967到1973年战争升级之前，这种要求长久都未得到重视。另外也很明显，中国少数族裔以及韩国少数族裔团体尚未建立起类似于犹太族裔美国人团体的影响力，这就使得他们无法对日本施展任何影响。
　　对于自1949年到1969年执政的联盟党来说，与德国保守主义在纳粹政权经验上的内部转变相比，这里所说的外部的政治条件和因素在联邦德国记忆文化中的参与同样重要。因为政党政治使这种转变时断时续，基督教-社会主义因素和自由主义因素在基民盟和基社盟中的融合使该联盟成为全民性的中间阶级代表党，他们往往自身就曾是第三帝国的骨干，在融入欧洲和西方中寻找国家的未来。日本保守党却在一个未发生过抵抗运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根本没有类似的经验，因此也证明了其精神上的延续性。执政的保守主义行为，也可以从（左派）反对党在日本与德国的比较中看出来。与纳粹政治阶级保持距离，是社民党的态度，其中尤其是前被纳粹追杀者，力主彻底的“历史清算”，而日本的左派不仅政治上总体赢弱，而且在记忆文化上也很被动，因为他们不是担心这类竞选主题不会引起选民的兴趣，就是组成了反美的民族和平主义，把自己的广岛受害者设置为中心议题，而不会涉及日本在国外对外国人所犯的任何罪行。
　　从一开始，左派反对党的反思批评的程度就被限制了，由于1945年后占领军政策的关系，日本的媒体与联邦德国不同，极少被大规模地重组。现代历史研究——不仅出于档案原因——必须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此外，从两个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主宰的日本历史学界证明自己在1945年之后、在记忆文化上没有成果。一方面，因为对内紧盯着日本特殊道路的社会经济错误发展，算是还着眼于殖民主义政策的社会条件，但并没有把带有种族屠杀性质的对华战争作为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批判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日本社会过深的保守主义距离太过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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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两种历史
第三章 裕仁天皇：从战争主犯到无辜的象征？
第四章 “历史清算”的内部与外部条件
第五章 同盟国对主要战犯的审判：东京、纽伦堡和罪责争论
第六章 政治整肃
第七章 占领统治结束后如何对待战争及暴力罪行
第八章 “赔偿”
第九章 “历史清算”与政治文化
一、神道教与基督教回忆文化的环境
二、历史政治
三、记者的角色
四、（执政的）保守主义在“历史清算”中的关键作用
五、左派反对党与和平主义者
第十章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
第十一章 展望：日本记忆文化后来的转变以及联邦德国的“种族大屠杀之美国化”
第十二章 总结：记忆文化中的外部压力与内在接受
后记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