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约翰·邓巴时，只有5岁。
当我们站在祖父母家的车道上不太自然地拥抱，已经是18年之后。1999年7月9日——我23岁生日前一天——我从我在布鲁克林的家驱车来到俄亥俄州的马里恩第一次看望爸爸。
我父母是1975年在纽约庞普金霍洛农场相识的，当时妈妈是名舞蹈和瑜伽老师，爸爸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当他们发现他们即将做父母时，他们却对是否生下我发生分歧。妈妈不想被孩子所困，不想这么早就要孩子。她告诉爸爸：“有了孩子就没有自由了。”但爸爸不这样认为。妈妈在她家乡附近的圣．约瑟夫医院生下我后，让爸爸去把她的衣箱拿来。爸爸在整理妈妈的衣物时，特别注意能否发现她的什么秘密。
他一直怀疑她与别人有关系，结果真的发现了另一个男人写给她的几封情书。伤心之下，爸爸决定回到他曾经生活的俄亥俄州。
从此以后，爸爸就很少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我记得爸爸在来新墨西哥州对我们仅有的几次看望中，总是尽可能让我高兴。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建造树房。
但这都无法建立起我们的父子之情，因为我们没有传统的父子关系。
我5岁那年，妈妈与我搬到纽约城。这样，爸爸就真正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几年之后，我几次给他打电话，都被他的妻子挂断（他1981年再婚）。后来，她干脆更换了电话号码，这样我就再也无法与爸爸取得联系了。
尽管爸爸不在身边，但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因为在我附近住着很多堂表兄弟姊妹，而且妈妈一直非常疼爱我。我上完拉瓜迪亚高中后，便决定去当演员。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知道爸爸更多的情况。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非要找到爸爸。
就在我要年满23岁时，我想找到爸爸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对此，妈妈很支持我，她意识到这对我很重要。“我知道这是你最终要做的。”她说。
我决定给爸爸的父母打电话。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他们就住在离爸爸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父亲节这天，我拨通祖父母的电话。当对方拿起电话时，我问：“哪位？”“约翰。”对方回答。是我爸爸！我们一下子都知道了彼此是谁，然后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半个小时。
我告诉他，我想去俄亥俄州看他。
于是，那年7月，我最好的朋友与我从布鲁克林驱车前往祖父母家。第二天，爸爸就来了。我至今记得当他的篷车停下时我心情紧张的情景。我们站在车道上紧紧拥抱，尽管有点儿不太自然，但我们都很高兴。
简单交谈之后，爸爸让我坐进他的篷车，看他带来的我儿时的一些照片。我问了他很多问题，诸如我小时候是否爱哭等。然后，我们决定乘祖父母的小皮艇到附近的河里去玩。身为特别家庭教师的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但那天下午他却对我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他是多么爱我妈妈，他与我们分手时他是多么痛苦。
“我非常难过。”他说。“我要来看你，必须看到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生活中消失也是他做出的决定。我来找他并不是为了原谅他的行为，我只是想了解他的情况。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对方。不过，我们没有在一夜之间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自从这次看到他之后，我们有9个月没有再联系过。
最后，我拨通他家的电话。是继母戴比接的电话，我告诉她我想来看他们，她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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