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心
司马迁著史，笔到之处，心早已到。而他心到之处，千百年后，读其文者未必能够完全领略和感知。《太史公自序》即是一个例子。
司马迁著史，笔到之处，心早已到。而他心到之处，千百年后，读其文者未必能够完全领略和感知。《太史公自序》即是一个例子。由此还想到《史记》的谋篇布局，想到《史记》中的粗细轻重，想到《史记》中的高低长短，想到《史记》中的详略浓淡，想到《史记》中的事件人物……“史迹”中可寻见的史家“心迹”又有多少呢？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讲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即“拨乱世，反之正”。同时还表明《史记》不同于《春秋》，没有“采善贬恶”之意，且大力歌颂了“当世之治”。这种“绕来绕去”的笔法，无非是为了既能躲避政治迫害又要借古讽今，使《史记》成为二面针砭时弊的镜子。司马迁在此文中一口气讲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遭遇与作为，列出了《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兵法》、《吕览》、《说难》、《孤愤》等文，落笔的话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过去之人，虽然每个人的遭遇境况不完全一样，但在司马迁看来，不同时代的此类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能够在逆境中保持气节，忧国忧民，力陈主见，以文示世，表达出自己内心世界对时事的真情实感。读《史记》，不读《太史公自序》不行，汶是此书的入门处。
言外
文中李商隐未写出自己的议论，也没有对李贺的直接赞语，更未见为李贺鸣不平之声，然而，李商隐在文中贯通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愤、惋惜、哀痛、怀念，尽在不言中。
李贺的诗文，可谓大气磅礴。李贺的人生经历，更是一曲悲歌。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的序言中，状长吉之奇甚尽：“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凤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眵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李商隐从杜牧为李贺诗文作序说起，另写了一篇传记精品。李商隐笔下的《李贺小传》是一篇读了让人心灵震撼的妙文。文从“小处”入手，讲的是传闻逸事，以侧烘主，将李贺的创作精神凸现出来。从“人间”写到了“天际”，突出了李贺其人其学之“奇”。二十几个春秋，太短暂了。在这短暂的人生中，诗人的成就，诗人遭受的诋毁，诗人贫寒的家境，交织成一场悲壮的活剧。李商隐在文尾感叹万分，他写道：“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当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李商隐笔下的两则逸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逸事在李贺身上，人们完全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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