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合群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合群。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君子的为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
“一个大政治家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
其实，亲近喜好相近、志趣相投的人，本来不算错误。每个人都可以保持自身的个性、爱好，遇到兴趣相投合的人，乐意与之相交，这是人之常情。但若是与之结党营私，谋求私利而有损大公，那便是大大的不该了。
孔子所说的“周”，其意为以道德忠义团结人，“比”则是以暂时的共同利害互相勾结。可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人，他们偏偏钟爱于“比”，背离组织原则，常常聚集在一起唧唧咕咕，今天说这个不是，明天说那个不好，全以个人的好恶出发，或者今天你帮我解决点什么，明天我为你办理点什么，相互得利，可损害的却是公众的利益。如此一来，“周而不比”的君子反而吃亏了！
北宋大文豪苏轼便是一个“周而不比”的君子。王安石变法，主持庆历新政时，由于感觉到了新政的种种弊端，苏轼坚决反对新政，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不容于当权者，被迫自求外放。
后来新政失败，王安石罢相，司马光等一系旧党重新掌政，因为他反对新政的缘故，就将他重新召回，希望他能成为旧党的骨干。不过苏轼却是个有原则的人，虽然新政有着种种纰漏，但旧党的一些做法一样让他觉得不合时宜，他还大加抨击了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这就惹恼了当权者，所以不久之后，他再度自求外调杭州太守。
纵观苏轼的一生，几乎没有私敌。在公事上，他向来对事不对人.不因私利而结党，也不因利益冲突而怨恨别人，真真正正做到了“周而不比”，算得上是儒家君子的典范了。
南怀瑾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古写的篆文“比”字，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
其实，要做到“周而不比”，最关键的就是“爱”。这“爱”说的不是“私爱”，而是“大爱”，就是对天下人都要有爱心，无论他好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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