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年轻的美利坚》《我有一个梦想》《我，生为女人》《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

　　本书是著名美国文明史研究专家钱满素精心挑选的40篇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缔造美国文明的经典文献，并配上精到的解读辑录而成的一本书。集中展现了美国“从殖民开始，历经独立、建国、西扩、内战、工业化、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过程，一个民族在四百年中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之路和美国政治领袖的思想光辉。大体勾勒出美国发展的全过程，每一篇都代表了各自的时代。
　　书中选取的40篇经过历史沉淀而更显价值的文献配之以平和、理性、专业而富于趣味的解读，既是精选的历史故事集锦，也是语言精彩的工具书，堪称同类译著中*具可读性和收藏价值的文本。本书的译文和评述，均出自美国文明领域专业研究者，对爱好美国文明的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钱满素老师不但对美国历史如数家珍，而且对美国精神的理解入木三分。她说理清明、文笔生动，刻画了自由如何在秩序与抗争、精英主义与平等、法治与民主惊险的平衡中诞生。
　　——刘瑜

　　作为一个非民族国家的大国，美国只是来自全世界的人、在一个自由理念之下的自愿聚合。钱满素老师以她对美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广泛丰富的经典阅读，精选了这本美国思想家在两百多年来对自由理念的表达。让我们理解，自由理念不是一个简单的浪漫理想，它付诸实践、伴随思想演进、经受历史风风雨雨的挑战；她让读者明白：这个理念何以能在拥有多类别种族、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大社会中，依然具有超强凝聚力。
　　——林达

　　从美国建国前的《五月花公约》到2008年奥巴马《为了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演讲，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钱满素教授精心挑选了40篇重要文献，并作深刻解读。这些文献涵盖宗教、政治、哲学、经济等方方面面，确实构成了美国精神的“刻度”。
　　――雷颐

　　“美国文明三部曲”总序
　　东方出版社将我三本分别出版的关于美国文明的书，归为“美国文明三部曲”系列再版。初觉意外，再想倒也不无道理，它们互为补充，提供读者更多的观察角度。
　　《缔造美国文明的40篇经典文献》是本文献史，通过精选的40篇文献来反映美国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从《五月花公约》到奥巴马演讲，时间跨度388年。编写当时，国内已有多种中英文的美国文献集，这本是专为中国非专业读者设计的，为方便阅读，每篇附有两千字导读，提供背景知识。选材不求全而求系统与代表性，使之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清晰体现美国文明的演化过程，因其为真实纪录，故名《自由的刻度》。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述美国史，也可以说是以美国的真实历史为例，来观察自由主义如何在一国实践中应时势而变迁。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自由主义又有哪些长短优劣。在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美国最为典型，自由主义是她唯一的主义、信念与制度，自由根植于美国文明的基因之中，因此称该书为《自由的基因》也未尝不可。
　　《自由的阶梯》是本评述美国文明的集子，带有更多个人解读的成分。所选主题往往是美国在确立与实施自由制度的过程中如何见招拆招，步步为营。称之为“阶梯”甚是形象，这过程既可以是逐级而上的阶梯，也不排除逐级而下的可能。
　　曾听闻，有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访美归来感觉沮丧，哀叹人家的研究无可企及。我倒不这么悲观，社会科学是有国界的，中美学者虽同在研究美国文明，但所处国家不同，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同，各自的立场、研究目的、关注重点、服务对象，甚至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相同。美国学者可以选择在一个小镇蹲点，细细做田野考察，以小观大；或者在图书馆梳理档案，探究历史真相。我们没有这些条件，可能也没有这些关心。我们的工作可以比作隔空架桥，建构太平洋两岸理解与交流的桥梁。凭借与中国读者共享的知识背景、思维习惯、社会关注和现实考量，我们用读者熟悉的文字来介绍美国文明要点，而这未必是美国学者之长。
　　再说，比较出真知，从外部观察的视角，我们说不定也能看到一些美国人身在庐山而看不到的真面目。当年托克维尔不就得益于他法国人的角度，对美国民主独具慧眼，视之为历史的方向？虽然他也看到了民主的弊病，但深信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可抑制。他精辟地指出美国文明的本质：“17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世界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这一小段话里包含了很多关键词，值得细品。也因此，“美国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天生自由的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未必意识到。美国人创造的是典型的现代文明，一个英属殖民地能在独立一个半世纪后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必有其值得研究之处。
　　世界上存在过的文明形态，真可谓多种多样色彩缤纷，但可以说无一不是人类适应环境、谋求生存发展的结果。同为人类分支，我们都是历经曲折才走到今天，在这个关系日趋紧密的地球上，各文明间除了彼此了解对话、相互交流借鉴以共谋进步，还有更好的共存之道吗？
　　钱满素
　　2016/9/28
　　序言：信念的传承
　　对照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人们不禁会问：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又靠什么来凝聚人心？美国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种族不同，宗教各异，更无共同的历史。直至今日，第一代移民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然而谁也不能否认，美国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自己特点的统一民族。答案何在呢？
　　这里汇集的四十篇文献精选自美国文明史，它们勾勒出美国发展的全过程，每一篇都代表了各自的时代。从殖民开始，历经独立、建国、西扩、内战、工业化、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过程，一个民族在四百年中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在人类众多文明中，美国文明因其年轻而呈现出少有的清晰脉络。文献是真实的史料，是美国人对自己文明的理解，或曰信念的表达。美国的凝聚力也许就隐藏在这些文献中——美国没有世代相传的君主，但有世代相传的信念。
　　通篇读来，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贯穿始终的信念无非就是《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认定，这些权利直接来自造物主，非政府所能授予，自然也不是政府所能剥夺的。
　　然而，虽说是天赋人权，其实却并非与生俱来。如亚当斯所言，“世界之初，君主制似乎就已经是种普遍的政府形式。国王及其一些重要的王室顾问与将领对人民实施残酷暴政。那时，人们在智力上所享有的地位，与将人与武器运往战场的骆驼与大象相比，高不了多少。”宣布人的平等即否认特权，是民众历经千辛万苦从教权与王权那里奋力拼搏而来，它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的精神觉醒与理论创新。
　　美国革命领袖们明白，宣言只是信念的表述，要使之成为现实，独立是第一步，建国是第二步。只有制定具体的法制将信念落到实处，它才能持之以恒，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显然，宣布信念的《独立宣言》和落实信念的《合众国宪法》可以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文献，其余文献大都是这两大文献的准备或延伸。
　　那么，《独立宣言》的信念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为什么不是一些别的信念呢？这就要追溯到殖民时期了，看看美国文化的基因是什么。17世纪初，英国移民尚未踏上美洲，就签署了《五月花公约》，立约为据，自愿组成民众自治政体，开启了殖民地人民自治的先河。移民带来的美国文明的种子源自新教信仰，它肯定个人的良知与判断之权，日后逐渐演变为表达自由与人民自治等信念。在波澜壮阔的大西洋保护下，英国移民在北美终于按自己的方式立约建教会，建政府，形成了法治和自治的传统。
　　当然，在清教领袖温斯罗普言之凿凿地谈论“生民百姓历来尊卑有别”时，美国距离“生而平等”的信念还隔着一个半世纪。但仔细阅读却能发现，其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温斯罗普将尊卑有别视为上帝的有意安排，旨在确保整体的存活和福祉。他强调的是“人”作为上帝造物的共同福利，在本质上并不鄙视卑贱贫穷者，而是以兄弟情义待之，齐心合力去追随基督。
　　在与宗主国的关系中，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坚守自己的这份自治权，终于一步步走到彻底摈弃君主制。他们不惜冒叛乱之险，以“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豁出去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以天赋人权、反抗暴政为名，向英国和全世界铿锵有力地宣布了独立的理由。对内，《独立宣言》是向全体美国人庄严许下的一个诺言，美国此后的维权运动——无论政治权、经济权、民权、女权……无不以此为依据。
　　阅读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其他信念都是从天赋人权派生出来的，最重要的又莫过于关于政府的信念，其核心就是界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第一，政府乃人民立约而建，目的是保障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第二，政府的权力乃人民授予，个人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的保护，其余权利仍由个人保留，它们不是政府所能剥夺的。第三，从授予与被授予的关系来看，政府的合法性完全在于人民的认可。因此，当政府违背这个初衷时，人民自然有权改变它，而不是由政府来改变人民。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政府是美国人所不能接受的。
　　鉴于长期以来教权与王权相互勾结对人民造成的残酷侵害，鉴于权力所具有的自我扩张本能，美国人的对策是：一，不设国教，政教分离，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二，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防止它危害人民。但是将权力关进笼子谈何容易，不能说说而已，也不能靠当权者的自我约束，而是必须实打实地由法律和制度来落实。制宪者们煞费苦心，竭力在赋予政府权力和有效限制权力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找到的办法就是分权制衡——每设立一项政府权力，便同时设置对它的制衡，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以防一权独大。宪法不仅逐条列出赋予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还逐条列出禁止它们行使的权力。但即便如此，美国人对它还是很不放心。于是，在通过宪法的同时，附加了统称为“权利法案”的前十条修正案，明文规定必须保障的公民权利，特别是信仰和言论之权。作为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最后屏障，“权利法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意义重大。
　　限制政府权力的信念根植于民间，这似乎不难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样也是美国当权者的信念。从华盛顿到奥巴马，历任总统都认同并遵守这一点。作为总统，宪法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唯一依据和目的，就职宣誓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不论党派，几乎每个总统都发表过关于限制政府权力的言论，杰斐逊说：“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林肯说：美国人民在创建政府体制时，“十分明智地仅只赋予其公仆一点小小的权力以防酿成祸害，而且还以同样的明智作出规定，在短时期以后又把这点小小的权力收回到他们自己手里”。到了当代，里根更是毫不避讳地扬言：“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唯有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的紧急状况，曾要求赋予其战时领袖的广泛行政权力，但他从不敢忘记自己的宪法权限。
　　自然，宪法作为人制定的产物，不可能至善至美，但若以宪法之缺陷为由来违宪，则无异于以大恶治小恶。因为宪法的错误是可以通过合法的修宪来纠正的，而无视宪法将彻底破坏法治，是国将不国的开始，社会将从此不得安宁。华盛顿在告别政坛时谆谆告诫道：“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同理，林肯在面对宪法所默认的奴隶制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宁可迂回曲折，也决不踩着宪法往前走。
　　那么，在宪法的缺陷得到修正之前，一个秉持正义的公民又该怎么办呢？梭罗提出了他的公民不服从。他认为，如果服从当时那个对外向墨西哥开战、对内维护奴隶制的美国政府，便是为虎作伥，未尽到公民之责。他相信在法律之上还有道义，因此发动了“一个人的革命”，以拒绝纳税的方式抗拒这个作恶的政府。梭罗这一冒险犯法确实站到了历史的公正一边，但以个人判断对抗法律无疑具有潜在危险，梭罗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心甘情愿地走进牢房。在梭罗的事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公民表达不同意见——甚至反对宪法和政府——的权利和意义，这正是美国得以进步的关键。
　　由于历届政府对宪法的尊重，其不完善的部分不断得以修正。宪法是人民制定的，虽然修宪是件极为审慎庄重之事，但仍然可能犯错，幸而错误可以通过再次修宪来纠正。同样，最高法院虽然一言九鼎，但他们对宪法的错误诠释也同样可以被推翻。如内战前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否定黑人公民身份的判决、1896年普莱辛诉弗格森案中关于隔离而平等的判决，它们或是通过修宪，或是通过新的判决，最终都被推翻。这样的信念和实践使宪法成为能够与时俱进的活的文件，也使它能始终保持根本大法的尊严和威力。当奥巴马说“美国能够发生嬗变，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时，想必是深有感触的。
　　除了对法治的共同信念外，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再好的制度建立后还是要后继有人，国家的一切归根结底靠的是公民的素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尤为重要，因为与仅需服从的臣民不同，共和国的公民负有自治的重任，在投票箱之上，别无更高的裁判。多数人如果判断错误，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放弃，因为他们不仅享有言论自由，更握有手中的一票，而修宪这样的大事就由人民来决定。依仗教育来提高人民的判断能力，始终是美国人视为最基本而又紧迫的大事。
　　以禁酒为例，美国从19世纪上半叶起，民间就发起强劲的禁酒运动，他们将酒视为万恶之源，一直努力推动立法禁酒。终于到了1919年，借助一次大战后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获得通过，美国实行全国禁酒。想想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是何等不易，不能不说禁酒运动真的很得人心。但这一举动虽然出于良好意愿，却未免天真而不切实际，以至于不得不在四年后通过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将其废除。
　　在民主制中，不能强制人民不犯错误，好在人民总体上是讲道理的，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吗？”但政府只是宪法设置的部门，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他们怎么有权反过来修改授予他们权力的宪法呢？宪法必须由人民按照法定程序来制定与修正。宪法第一句“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民主是包含着风险的，但我们不得不说，与专制相比还是更安全一些，因为如果承认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利益，那人民自然是自己利益最好的守护者。确实，如果说人民不能管理自己，那么谁又有资格去管理人民呢？
　　美国始终将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这是人民自治的原则所要求的。从殖民开始，新教徒们便颁布强制教育的法令，为的是人人能够阅读圣经，理解上帝，保持虔诚，由此也形成了教育民办的传统。建国后，联邦政府对教育和知识传播的重视是一贯的，华盛顿认为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须的原动力，他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杰斐逊也高度重视知识传播，因为在民主制中，“一切流弊都交由大众理智的法庭进行裁断”，对公民理性的要求自然远远高于臣民。无知而盲从的民众也许更容易管理，但绝对不能组成伟大的民族。19世纪美国开始实行公民义务教育，公共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从小学扩展到中学，并通过赠地法案，普设州立大学，降低高等教育门槛。美国公民个人对教育的捐助更是十分普遍而自觉的行为。
　　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保障公民发挥个人才干的权利，唯有人尽其才，国家才可能兴旺，而教育就是开发和培养人才最有效的途径，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爱默生说：“世上一切伟大光辉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美国公立学校之父霍勒斯?曼将公共教育视为人类阶级差异的平衡器，提倡对下一代进行体育、智育、政治、道德、宗教的全面教育，这对美国制度和信念的延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50年代，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委的判决冲破了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对当时的美国起到几近颠覆的作用，其目的正如沃伦所言:“我们认识到教育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履行我们最基本的社会职责时，甚至在军队服役，教育都是必要的。教育是良好的公民品德的真正基础。”
　　本书文献大多为契约、宣言、演说、报告、法律、公告、判词、辩词等，概而言之，都是公布于众的文字，可统称为“辞令”。辞令是人的语言表达，目的主要是为自己的行为陈述理由，如《独立宣言》开篇所云，是“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顾及舆论，是讲道德的人类社会的特殊需要，有别于狮子吞食羔羊时不必作任何解释的丛林原则。纵观这些文献，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纵然几百年间风云变幻，辞令却令人惊讶地一致。
　　不言而喻，独立宣言发表之初，美国的现实距离信念的理想还很遥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则一经发布，辞令似乎便不再改变。发言者无论地位高低，也无论来自政府或民间，使用的都是这同一套辞令。倒不是说美国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别的说辞，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类思想史中的许多极端都在美国出现过，但任何说辞只要违背这些基本原则，就休想进入思想舆论的主流。诸如维护奴隶制、鼓吹种族歧视、排外、三K党、原教旨主义、纳粹言论、麦卡锡主义，等等，它们也都曾在一时一地甚嚣尘上，但终将如过眼烟云，再无人念及。这验证了威廉詹姆斯所言：只有“被人具体证实过的信念才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支柱”。
　　辞令不再改变，并不是说辞令和现实就没有距离了，美国几百年中新问题层出不穷，然而每当时局变化，应对之策不是去改变辞令，而是去努力兑现。因此，当代表奴隶制的南方宣布脱离，挑战联邦时，兑现人类平等的信念就意味着铲除奴隶制，哪怕打一场全面内战。当南方实行种族隔离时，兑现就意味着必须废除种族隔离，甚至以有倾向性的“赞助性反歧视法”来补偿历史的亏欠。独立宣言向全体美国人民许下了一个天大的诺言，这也许比宣布独立的意义更为深远，它为美国日后一次又一次的变革提供了依据和原动力。两百年后，马丁?路德?金以同样的辞令宣称：“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什么马丁?路德?金如此大声疾呼美国兑现诺言？因为他相信这不仅仅是辞令，而是美国认真许下的诺言。民权运动的浪潮也充分表明，这个诺言得到大众认可。当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认真对待诺言时，梦想就可能实现。
　　可见，辞令的价值在于言者的态度，当辞令停留在语言时，或华丽高贵，或深奥虚玄，或气度不凡，但仍然只是一种修辞艺术。倘若言者自己不当真，哪怕真理的辞令也会沦为软弱的空话，甚至厚颜无耻的托词。然而当辞令被当真时，它们就转化为信念——乃至世代相传不可动摇的信念，使言者不顾一切地去实施它，作为积极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坐标。
　　钱满素
　　富兰克林?罗斯福
　　四大自由
　　（1941）
　　……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骤然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对我们美国本身的前途似乎仅有轻微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开始体会到各民主国家的沦陷对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无须过分强调凡尔赛和约的缺陷。我们也无须反复谈论各民主国家处理世界性破坏问题的失败。我们应该记住，一九一九年的和约与早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就开始的“绥靖”相比，其不公正的程度要小得多；而在那力图向世界各大洲扩展的暴政新秩序下，这种“绥靖”仍在延续着。美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暴政。
　　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目前正在世界各地遭到直接的进攻——或者是武力的进攻，或者是秘密散布的恶毒宣传的进攻。散布这种宣传的是那些企图在仍然维持着和平的国家中破坏团结挑起不和的人。十六个月来，这种进攻已在数目惊人的一批大小独立国家中毁掉了整个民主生活的方式。进攻者仍在步步进逼，威胁着大大小小的其他国家。
　　……作为你们的总统，执行宪法加诸于我的“向国会报道联邦情况”的责任，我认为必须向你们报告，我们国家和我们民主政治的前途与安全，已经和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牵连在一起了。
　　以武力保卫民主生存的战争，现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倘若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这些人口和资源合计起来，远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全部人口和资源的总数——超过很多倍……
　　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真正独立的恢复，或世界性裁军，或言论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甚至公平的贸易。这样的和平决不会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我最近曾指出，现代战争可以多么迅速地将武装攻击带到我们的身旁，如果独裁国家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必须预计到这种攻击的到来……
　　当务之急是，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政策都应首先针对（几乎是专门针对）如何对付这种来自国外的危险，因为我们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逼近眉睫的问题的一个部分。正如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的国策是以尊重国门以内所有同胞的权利和尊严为基础，在外交事务上，我们的国策也以尊重所有大小国家的权利与尊严为依归。道德的公正原则最后将会并且也必然会获得胜利。我们的国策是：
　　第一，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致力于全面的国防。
　　第二，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对于任何地方反抗侵略致使战火没有燃到我们西半球来的所有英勇民族，予以全力支持。我们用这种支持，来表示我们对民主事业必胜的决心；我们要加强我国本身的防御和安全。
　　第三，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声明，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我们对本身安全的考虑，将永不容许我们默认由侵略者所支配和绥靖主义者所赞许的和平。我们知道，持久和平是不能以他人的自由为代价买来的……
　　新情况不断为我们的安全带来新的需要。我将要求国会大量增加新的拨款并授权继续进行我们已开始的工作。
　　我也要求本届国会授予足够的权力与经费，以便制造多种多样的额外军需品与战争装备，供给那些现已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
　　我们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务，是充当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他们不需人力，他们所需的是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防卫武器。
　　用不了多久，他们即将无力用现款偿付这些防御武器。我们不能也不会只因为他们无力偿付我们知道他们必须拥有的武器，便告诉他们必须投降。
　　我不会建议由我们贷款给他们，再由他们用该款支付购买武器的费用——一种需用现金偿还的贷款。
　　我建议由我们设法使那些国家继续从美国取得作战物资，并使他们的订单与我们自己的计划配合起来。一旦时刻到来，他们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都会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防卫。
　　根据富有经验的陆海军权威的建议，并且考虑到什么是最有利于我们自身安全，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应该在国内保留多少，应该运给我们的外国朋友多少。他们坚定英勇抗敌，使我们赢得时间为我们自己的防卫作准备。
　　……

“美国文明三部曲”总序
序言：信念的传承
壹　殖民时期
五月花公约（1620）
约翰·温斯罗普
基督仁爱之典范（1630）
罗杰·威廉斯
因良心治罪的血腥教条：十二条结论（1644）
安德鲁·汉密尔顿
曾格诽谤案辩护词（1735）
本杰明·富兰克林
致富之路（1758）
约翰·亚当斯
论教会法规与封建法规（1765）
托马斯·潘恩
论君主政体和世袭（1776）
贰   独立至内战
第二次大陆会议
独立宣言（1776）
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
美利坚人（1782）
弗吉尼亚议会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1786）
邦联议会
西北地域法令（1787）
制宪会议
合众国宪法（1787）
詹姆斯·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1787）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
乔治·华盛顿
告别辞（1796）
托马斯·杰斐逊
总统就职演说（1801）
约翰·马歇尔
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
詹姆斯·门罗
门罗主义（1823）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
美国学者（1837）
塞尼卡福尔斯女权大会
情感与决心宣言（1848）
霍勒斯·曼
马萨诸塞州教育年度报告（1848）
亨利·戴维·梭罗
论公民的不服从（1849）
卡尔·舒尔茨
自由与平等权利（1859）
亚伯拉罕·林肯
总统就职演说（1861）
亚伯拉罕·林肯
解放奴隶公告（1863）
亚伯拉罕·林肯
葛底斯堡演说（1863）
叁　内战至今
安德鲁·卡内基
论财富（1889）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893）
威廉·詹姆斯
实用主义（1907）
西奥多·罗斯福
自然资源的保护（1907）
赫伯特·胡佛
美国个人主义（1928）
富兰克林·罗斯福
总统就职演说（1933）
富兰克林·罗斯福
四大自由（1941）
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主义（1947）
厄尔·沃伦
对布朗诉托皮卡教委案的判决理由（1954）
约翰·肯尼迪
总统就职演说（1961）
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1963）
波特·斯图尔特
论出版自由（1974）
罗纳德·里根
总统就职演说（1981）
巴拉克·奥巴马
为了一个更完善的联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