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成书史话》：
“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7年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此书经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分送公安部及有关方面后，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浓厚兴趣。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等人议论过这《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成书史话》，认为，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书，用意是好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书中自嘲自骂的地方比比皆是，几乎每段叙述完事实就责骂自己一通。这种过头的认罪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也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个皇帝身上发生的变化，也能从近80年来的动荡而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大略看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当时，不少同志认为：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将溥仪的思想转变脉络理清，很有公开出版的价值。
对《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的看法，凌云在‘《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这篇文章中，有详细的介绍。其中提到“这《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成书史话》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欣赏”。笔者在2006年2月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他也说：“毛主席看过《我的前半生》，说写得不错，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周总理在1960年1月26日j妾见溥仪时谈《我的前半生》油印本：“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又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成书史话》改好了，就站得住了o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断：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由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积极响应，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获得了出版的机会。
“灰皮本”的问题与“另起炉灶”
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由编辑部主任于浩成撰写出版说明，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俗称“灰皮本”）。这个本子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公安部决定，由编辑部编辑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以便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
据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一文记载，为了安排这次改稿，由凌云出面约请溥仪、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和李文达都参加了，席间主要谈的是有关合作写书的事。1960年4月，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住在附近的旧香山饭店。每天下午，溥仪到饭店与李文达商量如何整理书稿。共用晚餐后，溥仪回植物园，李文达在住处动他的剪刀糨糊，另外，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被整理的书稿之中。
这样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一个来月，全书还只整理出一半。两个月后，24万字的整理稿终于写就。但，群众出版社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1961年5月18日，群众出版社在一份“关于修改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进行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对“灰皮本”的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删节，并根据溥仪的口述再补充一部分材料，修改成一部以‘皇帝如何改造成新人’为思想主题的回忆录体裁的文学作品，计25万字左右。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发现原著使用的历史材料很多不实。特别是清末一段，溥仪以及帮助他写稿的溥杰、伪满大臣等在抚顺时主要参考了清官演义等笔记小说，大多不可靠，就连溥仪本身家世，也是差误百出；民国一段，也多是道听途说；观点不用说，错误和模糊之处举不胜举。如周总理即曾指出，溥仪结婚时任总统的是徐世昌而非黎元洪这一项重大错误。至于改造阶段，原著多是自谴自嘲和议论文字，缺少生动的真情实录……”
群众出版社和溥仪磋商，确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写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要描绘出没落阶级之不甘心死亡、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勾结、清室和军阀政客的瓜葛、改造和反改造斗争的复杂性、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
群众出版社为了落实作品的主题思想，在如何解决“灰皮本”的问题上认为，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李文达建议，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梳爬剔抉，提炼成文。这在《我的前半生》创作史上，以一个成语概括：“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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