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节气、农事、土地，
记忆、家庭、爱人，
从北京到东北，从胡同到乡村，
《再会，老北京》作者非虚构新作！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你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的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也许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村。但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第一章冬至
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喏，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
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对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中国古人定下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大概持续两周，冬至就是其中一个。冬至之前的节气叫做大雪，那一天，雪花如期而至，把整个荒地村笼罩在洁白的茫茫雪野之中。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
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四十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一百十三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
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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