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记忆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回忆五四运动》：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的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的2000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总统府）请愿的代表8人，其中北大3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的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
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某一天，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学生运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20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9月初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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