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履职风采：何香久》：
我们村当时归辖于仁村人民公社，而本公社并无中学，所以我们就失学了。一年之后，仁村决定兴建公社中学，于是又被召到公社建校，从推车拉土垫地基、打夯、和泥制土坯干起，这群孩子在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带领下，一间间盖起了自己的教室，又是一个学期过去，才恢复正常上课。
仁村中学是个新学校，老师是从全县各中学抽调来的，好在那时也不拿文化课当回事，只开语文、数学、理化、体育几门课，语文课本是语录本，数学是简单的计算题，比如计算工程土方，设计挖水沟的坡度比例，还有就是计算大斗小斗让地主剥削贫农多少粮食之类。至于历史、地理、文学、外语等科目是被取消了的。
新学校只能满足上课，生活条件不具备，所有的学生不论多远都是走读生。我们每天要行走八里路去上学，自带干粮，学校可提供开水。冬天踏着雪走到学校，鞋袜皆湿，同学们就把湿鞋放在火炉下烘烤，赤脚上课。而炉子上面则烘着大家的干粮，那些掺了糠菜的饭食就在弥天的脚臭里烘烤着，那是我们赖以维持学业的唯一的热量。
学校的假期也是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候而制定的，一年放三次假，割麦子时放麦假，收秋庄稼时放秋假，春节时放年假。两次捉忙假学生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帮家里挣工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和大人干一样的活，却只能算“半劳力”，挣五分工（0．5个工分）。
那时一个整劳力一天挣十分工（1个工分），一天的劳动工值大约八分钱，正好可以买一张邮票。所以这样的生产队被称作“邮票队”。而我们两天的工分才够买一张邮票。除了放农忙假，平时学校还安排了很多“勤工俭学”科目，比如让学生去打草、捡废铁，卖草和废铁的收入就是学校一年的经费。如果不搞勤工俭学，学校连粉笔也买不起。还有各种名目的“学农课”，因此文化课的上课时间就很少了。
初中上到二年级时，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那时自行车是个稀罕物儿，全校学生也只有我一个人有自行车。那辆车是日本产的吉野樱牌，是早年父亲在东北工作时带回来的，已经30多年了，各方面性能都还好。这辆自行车让所有的同学都很羡慕，与我同路的同学，便时常在路上挖“陷阱”，上边用草叶伪装了，看我失足落马的笑话。可惜都被我识破，一次也没得逞。
那是个匮乏的年代，最大的匱乏，不只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匱乏。没有书可读，在地上捡个带字的纸片要看半天。很多同学迷上了看“布告”。公社大院外的墙上，总是张贴着一些判决人犯的布告，布告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如果名字上打了个红勾，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被枪毙了。如果某人的罪名是“强奸”，就会引起更多的议论。如果某人是什么性质的“反革命”，却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他，除非是他被处以极刑。有一次县城处决一个“历史反革命”王某，差不多全县的人都跑到县城去看，那场面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有些人先闻知风声，早早就在行刑的地方等待了。直到那个人被枪毙了几个月，目击者们还在津津乐道事件的过程：那人是怎么跪着的，子弹从哪个地方打进去，脑浆怎么样进出来，戴白手套的行刑者脸上是一副怎样的笑容，以至于收尸的家属得到了怎样的警告，等等。第二年8月的一天，我去邻村打草时路过一片坟场，意外在一座新坟旁发现一棵瓜秧，上面结着一只硕大的甜瓜，我把瓜摘了回来。晚上，邻居们在我家院里乘凉，我把那只甜瓜拿出来招待大家，父亲用刀剖开来，却见一腔子瓜子发着灿然的光芒，那光惨白而有些幽冷，一闪一闪，让人陡然有了阴森森的感觉，连粘在刀上和落到地上的瓜子也在发光。人们一下子惊杲了。父亲问我瓜的来由，我如实讲了，父亲说：发光的是磷火，这瓜是吸了死人骨血的。有人当即指出我摘瓜的地方正好是埋葬那个被枪毙的王某的坟场。
有一天，我意外得到了一套《鲁迅全集》。
那天是周曰，我在村街上看见一个收废品的人推着车子沿街吆喝，他的手推车上有一捆书很是醒目，我靠近了一看，天呀，竟然是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书是硬纸壳封面，还挺新。我的心跳马上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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