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王朝：王钟翰说清朝/大家说历史》：
洪承畴背明降清是他一生的最大污点，是不能为他开脱的，即所谓“大节有亏”者。否则，后来清兵人关，扬州之役，史可法兵败自刎，成为举世公认的民族英雄就是不可理解之事了。这在当时对史可法要求做得到的事，同样对洪承畴要求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说洪承畴“大节有亏”，并不是一定要否定他的一切。洪氏在降清以后，两次招抚南方，替清统治者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和阶级镇压战争出谋划策，做出一些让步，减少了东南、西南地区广大各族人民的痛苦和伤亡，而为清统治者从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废墟中夺取胜利果实，进而替清统治者收拾残局，稳定江山，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坚实基础，客观上洪承畴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从历史事实考察，洪承畴第一阶段招抚东南时，采取剿抚两手政策，对镇压抗清的人民起义，特别是对明朝宗室称王之朱姓人，一个不留地斩尽杀绝，决不手软。此所谓“擒贼先擒王”与“斩草除根”，因为明宗室朱姓人具有鼓动性和号召力之故也。而在他第二阶段再出招抚西南时，他采取的策略稍有不同，尽量利用他与过去门生故吏、旧识部将的关系，先礼后兵，信札往还，且又多方以利诱之，这不能不说洪氏运用招抚政策有两种方式，前者主剿即真杀，而被杀者只是极少数明宗室朱姓人耳；后者主剿以招抚为主，一人降即一方人民得保性命，所全者一大片，广大劳动人民免遭流离失所之苦。也可以说洪氏运用招抚政策，实际上是让步政策之妙用，客观上是对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有利的。
而比洪承畴晚三十多年的施琅（1621-1696），历来史学界都认为他是清朝前期知名功臣中功大于过，几乎全面给予肯定的一个人物。前些年在福建泉州举行过施琅逝世300周年研究学术讨论会，有人指出郑成功的贡献在于从荷兰人手中收回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施琅几乎可以与民族英雄郑成功相提并论！
迄今屹立于台南市大天后宫内的《施琅纪功碑》，仍然记载着三百多年前施琅奉命统一台湾、归人祖国版图的经过，是迄今遗存的最好的一个历史实物见证。今所欲再加评述者乃施琅与洪承畴二人之历史功过何以不同？又何以大同小异？我虽浅学寡识，自亦不能缄默无一言以就教于海内外之专家学者。
洪承畴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早于施琅（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28年，而洪氏卒于清康熙四年（1665），又早于施氏（卒于康熙三十六年，1696）35年。一般来说，二人年龄相去近三十年，洪氏自是施氏之前辈，但施氏于顺治三年（1646）降清，十三年（1656）随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击败郑成功部众于福州，授同安副将。从顺治二年（1645）洪氏前往南京代替豫亲王多铎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至十年（1653）再次奉命为经略湖广、两广、云贵等地，各督军务兼理粮饷之职之时，自不敢妄加揣测施氏与洪氏有趋谒过从，而二氏当有所闻知了解，则可必也。然则二氏生既同时，先后降清相距不过两三年（洪降清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几乎同时，同为降清之明将，只不过一为明方之主帅，一为明将郑氏部下裨将为稍异耳。此则洪、施二氏所处之时代背景全同又将何词以对耶？
不错，洪、施二人所处时代背景既同，则二人所接受的几千年历代封建王朝的伦理道德教育亦无不同，自不能对二人求全责备的道德标准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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