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上海医院深处的老建筑/上海城市记忆丛书》:
最初西医医院的兴起是由传教开始。在宗教历史上,施医散药以引人入教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唐代时景教就曾借医传教,元、明及清初,西医西药都经传教士传入中国。如元代北京有位也里可温教士设立施医散药处,名日广惠司。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教士中,有位汤若望借医传教,谙熟历法,撰写《主治群征》介绍西医学理,被钦赐为“通玄教师”,朝廷官封他正一品的光禄大夫。还有位与汤若望同船来华的邓玉函,精通医学,著述《泰西人身说概》,对人体各生理系统都有叙述。另一位传教士研究西药制造术,撰写《药露说》。
进入19世纪后,基督教伴随资本主义殖民势力扩张,随后传入中国,传教士们也继承了这一施医散药的办法。近代的中国教会医院起源于美国公理会传教医师伯驾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新豆栏街创办的眼科医局,开设后头三个月内就诊病人达1195人。作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颇有代表意义,学界对其也有所探究。学者宋之琪在其文章((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中对该医院1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它在介绍西医科学,培养西方医学人才及医院管理方面有众多功劳,对近代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医疗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及医生资质后,1834年6月4日搭乘“马礼逊”号船从美国纽约辗转东来,耗时143天抵达澳门,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的首位牧师,第二年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教会医院。
当传教士伯驾为在澳门开办的第二家医院忙得焦头烂额时,英国传教士雒魏林成为他的得力医学助手,并有力地推进了西方医学的东进。1843年英国传教会传教医师雒魏林向中华医药传道全提交的报告,称沪、甬两地是创办医院最理想的场所,为此他在同年7月先访问宁波,年底和翌年初两次赴沪考察,报伦敦传教会批准后,1844年2月在小南门外一家中国民居开设“雒氏诊所”,成为上海最早的西式医院。雒魏林在回忆录中对这座以天井为候诊场地的小诊所印象很深,尽管条件简陋,但前来就诊的穷苦民众纷至沓来。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五口通商处设立医院,后《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条中也允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院。自1835年开始,西方医学医药事业不断扩大,成为在华基督教仅次于布道和教育事业的第三个主要活动领域。1838年广东医学传教会就提出其目标:鼓励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扩大西方在华的利益,用西方医学培养年青人等。
到1905年,据统计在中国的传教士医生有301人,教会医院有166所,诊所有241所。而到了1936年医生达到662人,医院308所,床位数21658张,诊所620所。西医的医护人员及医院等各项指标都在世界各传教地区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
中国西医医学的发展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初期。
1910年,满洲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清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启用西医医生应对,从此西医医生才正式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这一事件的结果将中国的西医医生推到了舞台的前面,从此西医不但取代了太医院在中国医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还开始扭转了国外传教医师主导中国西医医学界的局面,使中国的医学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上海地区,自从上海开埠后西医东渐,出现了不少传教士医师来沪办医,以医来促进宗教事业的发展。所以也可以说西方医院在中国的兴起由传教士施医散药来引人入教开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来自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洛克哈脱(WillamLockhart)来到上海并创办上海首家西医医院一中国医院(即如今的仁济医院)。之后相继有各国传教士来到上海创办西医医院,如公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广慈医院等教会医院。后有国人创办的西医医院,如上海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山医院等。另有外国友人和工部局创办的宝隆医院、福民医院等。
早期的西医建筑以中式民居为主,如最初设址在上海东大门的仁济医院等。移植时期的西方医疗建筑也具有以下几个建筑特征:建筑设计具有明显的前现代主义特点;在建筑平面布局中一种是吸取了南丁格尔式医院建筑特点,以大病房进行布局如广慈医院,而另一种是采用西方多层中廊式居住建筑的布局如上海虹桥疗养院。
光绪六年(1880年),圣约翰书院增设西医科,为上海近代医学堂之鼻祖。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国博医会成立。至宣统二年,上海共计医院19所,床位共2100多张,占全国医院总数的8.4%。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二年,相继有医学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医学会等学会成立。医学学术团体的成立,促进了西方近代医学在上海的发展。
20世记30年代前,随着外国教会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教会慈善事业和医疗机构快速成长,从沿海发展到内地。上海从开埠后到1930年前后,从江南名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外国投资家、冒险家和中国官僚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利用上海这块“国中之国”的独特资源,建造码头、工厂、仓库,使上海周边大批农村农民进城转变为劳工,上海人口不断激增。资本的积累一轮又一轮推进上海城市建设,繁荣了商业和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外人士往上海城里挤。各个层次的城市人口的集聚,都需要医疗保障身体健康,于是各层次医疗机构也随之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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