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与社会地位曹家原是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的家奴,在人关后的初期,多尔衮权势很大——他的侄儿顺治皇帝年幼,他因此担任摄政王,是实际的掌权者。因此,曹家依其权势也日益兴旺繁盛起来。清朝皇帝为了避免重蹈明朝太监窃权而致亡国的覆辙,就将太监的“二十四衙门”废掉,另立了内务府。内务府的官员全部是皇室家奴,只由一位亲王做总管大臣。这内务府的人,绝大多数是早年被俘、犯罪而没人奴籍的汉人“世家”。他们的处境很特别:一方面是奴隶,身份极其低贱,生命、行动、财产乃至婚姻,都由各旗主掌握,没有任何自由,子子孙孙都是命定的皇家世仆;但另一方面,他们和皇家的关系异常亲密,从物质生活到仕宦出路,都比一般人要优越得多。他们往往被派遣担任某些经济要职,因而成了皇帝的“钦差大臣”,地位非常高。
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既贱又贵的人家。他的祖父曹寅,就是内务府中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诗人、艺术家。
曹寅之所以能出人头地,是由他父亲曹玺的命运决定的。
原来,清朝统一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二十多岁就因天花而亡。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种痘的医术,因此得病死去的人很多,所以人们特别害怕这个病。顺治死后,出过痘的第三皇子玄烨在继承皇位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尽管顺治生前并不重视玄烨,他心中另有宠爱的儿子。但是此子没出过痘,因此最终被否决了a在这件事上,日耳曼籍的传教士汤若望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西洋人在清廷很受重视,统治者遇事都要咨询他们的意见。玄烨的中选,使得与玄烨亲近的亲属大为兴奋,真是天降喜讯。
在这些人中,有一家人特别高兴,这就是曹玺一家。
那时的皇子不是由生母亲自哺育培养,而是由四名乳母和四名保姆负责抚养。因此,皇子只在特定时日面见生母,礼仪性远过于天伦性;而在孩子心中,乳母才是他真正的慈母,感情深厚。保姆比乳母更不同,乳母只管喂奶,并不与孩子一起生活;保姆则朝夕不离,并且要教给皇子语言、知识、礼仪等,所以保姆也叫“教引嬷嬷”。教引嬷嬷对皇子的品格和成长影响极大,所以人选充当这种职务的内务府妇女都是一流的人才。曹玺的妻子,就是顺治皇子玄烨最重要的教引嬷嬷。她在22岁就被选中做了保姆。
因此,当曹玺一家闻知皇子玄烨突然被选为小皇帝,他们的欣喜和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曹玺是康熙二年(1663年)被派到南京的。他时任织造监督,严格来说,并非正式官员,只是内务府人员的一种临时差遣,暂驻江南给皇家办理织造衣物等事,为期一年后便轮换为他人。但由于是康熙的亲信,竟然打破了惯例,曹玺一人一直连任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老病卒于任上。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曹家是多么亲厚了。
清代教育皇子的制度极其严格,太子做了皇帝,为了处理政事,更要勤奋读书。康熙本来就是个刻苦好学之人,一直对汉文化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老师是江宁名儒熊赐履,小皇帝每日从师读书,需要有伴读,即陪同他一起上学房学习的小伙伴。康熙的伴读中便有曹玺的长子曹寅。曹寅天资过人,聪颖异常,学识文才都超过常人。而且曹寅从小就是康熙的好朋友,身份是“奶兄弟”(他比康熙小4岁)。
不但在文学方面如此,在武术骑射上,曹寅同样是个出众的英才。曹寅年少时是康熙的御前侍卫,两人的关系是“明是君臣,暗如手足兄弟一般”。由此可知,康熙这个最爱人才的皇帝,对曹寅是多么喜欢和看重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曹玺因劳累过度,病故于江宁织造任上。当时的南京百姓深切哀悼曹玺的辞世。因为他到任后,清除了明代太监掌管织造的弊端,减轻了机户工匠的沉重负担,又不作威作福骚扰地方,并多行义事,受到百姓爱戴。因此,当地百姓专为他建了一所祠堂。以大学士熊赐履为首,诗文大家纷纷撰写悼词,并且刊印成了书册。这说明了江南士人对曹玺的好感,而这种感情对于后来他的儿孙到此地继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舆论基础。
(二)曹雪芹的祖辈康熙帝本来有意让曹寅继任其父亲的职位,但事情没有那样顺利,其间经历了一段长达九年多的曲折。康熙为了工作需要与政治上的安排,召曹氏一家回到北京,任命曹寅为内务府广储司的郎中(掌管皇家财物的副长官)。
这是为了使他先取得出任江南织造的必要资历(曹寅的父亲曹玺,也是在获得内务府郎中身份的基础上才得以担任织造一职的),而暂任他人充当织造之职。到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夏天,曹寅才以郎中兼佐领的身份被差遣到苏州做织造监督,旋即监管江宁织造事务。那年,曹寅33岁。
曹玺生有两子,长子曹寅,次子曹宣。曹宣—直在北京当差,曹寅却在江南三大都会苏州、南京、扬州生活了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中,除了织造公务、巡盐运使的公务等等,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唐诗》,便是由曹寅力主编印的,编辑这部巨著一共花费了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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