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将左权民歌带出太行山1955年对刘改鱼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她16岁，刚上小学六年级。元宵节她在县城演唱了《土地还家》、《苦相思》、《逃难》、《红都炮台》、《左权将军》，之后被县文化馆看中，她和两位当时当地的著名民歌手郝玉兰、赵三珠一同上行署所在地榆次进行选拔。这是刘改鱼第一次离开太行山。没有想到的是。她又被选送到省城太原。更没有想到的是，在省城，刘改鱼的节目再次被选中。代表山西送往北京参加全国汇演。
刘改鱼代表山西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业余音乐舞蹈会演，站上了当时全国最华丽的天桥剧场。这是左权民歌第一次走上全国性的舞台，刘改鱼也一炮而红，她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上，成为左权民歌的代言人。
当时被选中的山西歌手和节目，还有河曲的民歌手王玉秀、晋北的舞蹈《过大年》、晋东南的舞蹈《九连灯》。正是因为出现了刘改鱼这样的歌手，左权民歌和河曲民歌一样，成了山西民歌的一大流派。那么刘改鱼无疑是第一个代表性人物。并且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三、教左权民歌的“小刘先生”因为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业余音乐舞蹈汇演而声名鹊起的刘改鱼，被新中国的高等音乐学府看中了。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请刘改鱼担任民歌教员，大家都叫她“小刘先生”。刘改鱼也是边教边学，她一边教民歌，一边学乐理、视唱，还得学习普通话，上文化课，观摩讲座。
1956—1957年。刘改鱼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民歌教员一年。专教左权民歌。1980—1981年，在天津音乐学院代民歌课两学期。此外，她在山西大学艺术系、山西省艺术学校代课，也是教左权民歌。
除了在一些艺术院校代课外，平时慕名而来学习民歌或索取资料的也很多。如中国音乐学院耿生廉教授、张肖虎教授和研究生肖梅，上海作曲家朱践耳，战友歌舞团作曲家生茂、赵季平，长影歌唱家李秀文，湖南歌舞团邓海伦，中央民族乐团靳玉竹等。刘改鱼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民间音乐的资料，另一方面也辅导他们，一句句地教歌。
多年的艺术活动。“小刘先生”也变成了“老刘先生”，她立足左权，扎根山西，在音乐学界和广大群众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被编人《中国歌坛人物》一书。不少艺术院校至今还保留和使用她教学留下的音响资料，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数次约她去参与山西左权民歌的访谈和演唱录音。
当年的“小刘先生”后来又几度回到北京：2004年8月，在北京音乐堂参加“桃花红杏花白”音乐会演出；2005年1月，参加人民大会堂“北京新春音乐会”演出：2007年1月，参加人民大会堂“再唱西北风”演出；2007年10月，参加中国音乐学院“民歌教学学术音乐会”演出：同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加中国文联主办的大型系列演唱会第三场“唱得幸福落满坡”主题音乐会：2008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中国文联举办的“百花迎春”晚会上演出。
四、“声美、情真、味足”的演唱风格刘改鱼演唱的《桃花红杏花白》等左权民歌，以其纯朴的气息、优美的旋律、脉脉的柔情倾倒了广大听众，成为山西民歌的精品曲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觉得中国民歌有了“民族唱法”以后，与“民族唱法”不一致的，统统被视为“不正统”、“不科学”。有一些评论说刘改鱼太“山”了、太“土”了、太“野”了。于是，唱了大半辈子“野”民歌的刘改鱼也动摇了，开始拿腔拿调，捏着嗓子唱。但她感觉实在是不舒服，听众也发现似乎刘改鱼的歌声中少了些什么。
刘改鱼心里明白：“就是缺了原来的‘味’，歌声里少了太行山的那股子泼辣劲。”刘改鱼最大的优势就是和老艺人们学习过，唱得是原汁原味的左权民歌。从此，她坚定了自己的演唱道路，保持了左权民歌的原汁原味，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演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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