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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瞿秋白的身份得到指认。国民党军官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用一个连的兵力，于5月9日把瞿秋白押往驻长汀县城的国军三十六师师部。
该师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中学时代曾读过瞿秋白的书，在黄埔军校一期就读时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心里对瞿秋白很是崇敬的，尊称他为先生。可是两人的政治信仰和立场不同，宋希濂没办法解救瞿秋白，只能优待于他。新中国成立后，宋希濂在接受汪东林的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瞿秋白被捕的详情的：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像梳头发一样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四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做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扬扬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做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宋希濂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旨在软化瞿秋白。
瞿秋白自然知道“优待”背后的阴谋，泰然处之。
三十六师司令部驻在长汀靠四头路南的一个当地缙绅的家中。瞿秋白被关在最里面的一间厢房，面积不到十平方米，布置有一床一桌一椅一张板凳加一个洗脸架，桌面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竖行稿纸，似乎没有囚室之味，倒像是私塾先生的书房。瞿秋白独居一室，不戴刑具，伙食也跟军官们相同。厢房外有一个封闭的天井，只有四五平方米，两米多高的白墙，灰檐黑瓦，他每天可出来散步两次，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院子里独立着一棵石榴树，树干曲折，树皮粗粝，有一个凸出的结疤。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什么都可以想也可不想。
宋希濂来见过瞿秋白一次，也算是他俩之间的一次思想交锋。这里不妨摘录一段：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那次谈话后，宋希濂再也没在瞿秋白面前出现。
囚地紧邻长汀最有文化的贡院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让瞿秋白有机会对自己短暂而复杂的人生历程做了回顾和梳理。他纠结的是自己作为文人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觉得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文人”，一不小心接触了俄国革命，被政治的风暴所裹入，让他走上了共产革命这条路。
或许，瞿秋白看重的是文人身份，而世人却以革命者身份待之。正是带着这种悲伤而矛盾的情绪，从5月23日开始，他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把自己对往事的反思与自省写成了有两万余字的《多余的话》，真实地呈现给后人。
这篇文章像把锋利的手术刀，把自己的灵魂解剖得淋漓尽致，这让瞿秋白死后备受争议。事实上，他开笔时就已经料到：“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但这绝不是对从事革命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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