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学术讲演录》：
况且所谓经原属通称。《国语·吴语》称“挟经秉袍”，是兵书称经。《管子》有“经言”“区言”，则教令称经。《论衡·谢短》谓“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则法律称经。《汉书·律历志》序庖牺以来帝王代禅为《世经》，则帝系称经。《隋书·经籍志》记有挚虞《畿服经》，是辨疆域的“图经”，则地志称经。至于诸子称经更多。《墨子》有《经上》《经下》；《韩非子》著内外《储说》，标署纲目为“经”；《老子》在汉代有邻氏次为经传；《荀子》中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也不见于“五经”。汉人称自己著作为经，如贾谊著《容经》，扬雄著仿《易》的《太玄经》，与扬雄同时的阳城子长作《乐经》（见《论衡·超奇》）。章太炎曾据这些例子驳章学诚所谓“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因非扬雄、王通（著《元经》）的说法，是合于历史的。
清代阮元说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明古代文以耦俪为主，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清末刘师培因袭此说，以为骈俪的韵文称经。章太炎驳之，谓《春秋》经传均称文；司马迁谓“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则律令礼仪均称文。屈原赋有韵，而称《楚辞》。这都表明以文体称经不当。
不过章太炎对经下的定义也未必当：“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今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原注说古官书长二尺四寸，经与律均官书，传简长六寸谓“短书”。“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传，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国故论衡》中《文学总略》）但此说也有问题。古代写书之质料，既有简牍，也有缯帛，更早还有龟甲金版，故范文澜尝说经即金的借字，指铸在金版上的书籍（见《群经概论》，后范弃此说）。而事实上经愈来愈成为所谓孔子著作的专名，怎么解释呢？
周予同先生另提定义：“经是中国儒教书籍的尊称，因历代儒教徒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经的定义逐渐演化，经的领域也逐渐扩张，由相传为孔子所删订的《六经》扩张到以孔子为中心的其他书籍，如《孟子》、《尔雅》等。”（《群经概论》一九三三年商务版，第四页）
我以为周先生的定义，长处在于指出了经的范围以孔子为中心，经的领域限于儒家书籍，且有变化过程，但也有缺陷。定义无非是客观事物的抽象概念。抽象概念的形成包含着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联系的意识。因而，给事物下定义，要注意它的普遍性，更要注意它能反映现象后面的本质，而本质即规律性，是由支配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周先生定义的缺陷，正在于还没有脱离直观的现象的范畴，因而不能反映封建时代经典的本质方面。
封建时代经典的本质方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西汉立五经博士并置弟子员，从中选拔官吏，并以“通经致用”作为考核官吏优劣的标准，这以后所谓经就逐渐变成封建国家规定的官方教科书，而且是具有神学性质的教科书。宗教教义的特点是只许信仰不许怀疑，因而被列为经后即一字一句也不许更改，乃至将伪书奉作真经，如《伪古文尚书》即被当作孔子手订的东西而被封建统治者强迫诵习了一千多年，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自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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