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1921年4月生于江西南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专家。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多部，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问鼎国际翻译奖项——国际翻译家联盟“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不负少年时：我的求学生涯》是译界泰斗许渊冲对自己求学生涯的回忆：从少时的故乡读书，到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从陈寅恪、钱锺书、吴宓、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大师的教诲，到与杨振宁等贤哲之士的同窗共读；从留学巴黎深造，到毕业后的译坛逐梦。许渊冲的辗转求学路，不仅是当时青年学子奋发读书的缩影，而且为他传奇一生奠定了基础。他不负韶华，从当初的翩翩少年，成为“诗译英法唯一人”，还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本书是许渊冲百岁特别珍藏版。

名师剪影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府。谈到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梁启超在1929 年已经去世，我读过他1922 年5 月21 日在清华文学社讲的《情圣杜甫》。他演讲中说：杜甫写《石壕吏》时，“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梁任公是如何把西方的文艺理论和中国的古典诗词结合起来的。

据说1926 年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请梁启超做证婚人。不料他却在婚礼致辞的时候，用老师的身份教训他们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做不好学问；徐志摩，你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责，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从这篇闻所未闻的婚礼致辞中， 也可以想见任公的为人。我虽然没有亲聆过教诲，但读了这些“雪泥鸿爪”，也就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

王国维是1925 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他的《人间词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提出的“境界说”对我很有启发，我把他的理论应用到翻译上，提出了文学翻译应该达到“知之、好之、乐之”三种境界。所谓“知之”，犹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使人登高望远，一览无余，就像译者清除了原文语言的障碍，使读者对原作的内容可以了如指掌一样。所谓“好之”，犹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译者如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自然是爱好成癖了。所谓“乐之”，犹如辛弃疾《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说出了译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使读者“知之”是“第一种境界”或低标准，使读者理智上“好之”是“第二种境界”或中标准，使读者感情上“乐之”是“第三种境界”或高标准。

赵元任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我在小学时就会唱他作的歌：“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 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做翻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他都用当地话翻译，他模仿得非常像，本地人都错认他是同乡了。谈到译诗，他也说过：“节律和用韵得完全求信。”又说：“像理雅各翻译的《诗经》跟韦烈翻译的唐诗，……虽然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是总觉得嘴里嚼着一大块黄油面包似的。”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后来我译《诗经》和唐诗，就力求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所谓“意美”，就是既不能味同嚼蜡，也不能如嚼黄油面包；所谓“音美”，就包括用韵得求信；所谓“形美”，就包括节律得求信。

在四位大师中，梁、王二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去世，赵元任自1938 年起长期在美国任教，所以我只见过陈寅恪一人。他来清华是梁启超推荐的。据说校长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校长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愤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因为他能解决外国著名学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校长一听，才决定聘陈来清华任导师。他在清华住赵元任家，因为他“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赵同他开玩笑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 ”后来他才成了家。陈寅恪在清华提出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代表了联大一代学术大师的品格。他是第一个通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德文本的中国学者，却反对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可见他的自由思想。他研究历史，提出了以诗证史的方法。他在诗中说“玉颜自古关兴废”，说明帝王的宠幸往往关系到朝代的兴衰。他写了一本《柳如是别传》，也是从“玉颜”的侧面来分析明清之交的文化精神的。

1939 年10 月27 日， 我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过陈先生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 ”———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 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 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北大名师林语堂到美国去了，他写的《生活的艺术》选入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作过一次讲演。记得他说过：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

北大的朱光潜也没有来联大，而是到武汉大学去了。我读过他的《谈美》和《诗论》等书，得益匪浅。后来我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法文，就把译文和译论一同寄去请教，得到他1978 年1 月8 日的回信。信中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因为当时的译坛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1983 年我到北大任教，朱先生那时八十七岁了，还亲自来看我，赠我一本《艺文杂谈》。书中说道：“诗要尽量地利用音乐性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又说：“诗不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紧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从书中找到了译诗“三美论”的根据。

朱光潜虽然没有来联大， 朱自清却是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早在1924 年， 两位朱先生就是上虞春晖中学的同事，朱自清教国文，朱光潜教英文。1931 年我在小学六年级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但我喜欢的不是这篇描写父子真情、朴实无华的课文，而是更能打动幼小心灵的那一篇《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我在作文中模仿了这几句，结果得到了九十五分。可见我小时候就喜欢比喻和对仗，这为我后来的诗词翻译打下了基础。关于比喻，我读到过朱先生谈《诗经》“比、兴、赋”时说的，“比”可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物比人，以艳情比政治。这也增加了我对古诗的了解。

1938 年来联大后，居然在“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这真是乐何如之！ 记得他讲《行行重行行》一首时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是说物尚有情，何况于人？ 是哀念游子漂泊天涯，也是希望他不忘故乡。用比喻替代抒叙，诗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这里似乎是断了，实际是连着。他又说“衣带日已缓”与“思君令人老”是一样的用意，是就结果显示原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结果，“人老”是原因。这样回环往复，是歌谣的生命———有些歌谣没有韵， 专靠这种反复来表现那强烈的情感。最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两句，解释者多半误以为说的是诗中主人自己，其实是思妇含恨的话：“反正我是被抛弃了，不必再提吧，你只保重自己好了！ ”———朱先生说得非常精彩。后来我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把“依北风”解释为“不忘北国风光”，就是根据朱先生的讲解。

序曲〉001

少年读书

童年时代的雪泥鸿爪〉009

中学时代的浮光掠影〉027

青年求学

通往联大的路〉045

名师剪影〉056

闻一多讲唐诗〉067

冯友兰讲哲学〉079

叶公超讲“大一英文” 〉089

钱锺书续讲“大一英文” 〉094

吴宓讲“欧洲文学史”〉101

柳无忌讲“西洋文学”〉110

吴达元讲法文〉119

萧乾谈创作与译诗〉125〉

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130

联大往事

闻一多和陈梦家〉139

吴宓和浦江清〉146

沈从文和汪曾祺〉154

一代人的爱情〉163

朱自清和鲁迅〉171

联大教授的雅与俗〉176

联大与清华〉186

联大和哈佛〉192

译坛逐梦

出国·巴黎·牛津〉201

回国之后〉211

附：著译评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