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曾彦修（1919-2015），编辑出版家，杂文家，笔名严秀。1919年生，四川宜宾人。1937年12越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延安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2年初至1943年夏，在陕北及晋西北做农村调查，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秋南下广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83年退休。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论睁眼看世界》等。

当代口述史又一力作

出版历程近十年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  推荐

我希望有一天，读者打开这本书时，能够透过惊雷般的事件，读到一颗痛苦、不屈、希望的心。

——沈昌文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彦修

这是一部口述实录。讲述者曾彦修从童年十一二岁讲到九十岁，八十年的时间跨度，也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半个世纪。在个人经历之外，对重要问题有理性的背景分析和独特见解，对相关历史人物有亲身接触和直接感受，是一部能引发人思考的有分量的书。

（95岁的曾彦修出版新书之时，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挥笔写就：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10岁的前辈给一个95岁的后辈的寄语，诙谐的背后，有一代知识人的坚持。）

作者亲历的真实的历史，贯彻了作者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处事精神。

——吴道弘（出版家）

六十年前，我就在彦修同志麾下当小兵。从那时开始，我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退让、动摇。1957年他成为当年出版界*大的“右派分子”，我对他的信赖并未动摇。老人现在年过九十，依然写作不辍，为文充满朝气，诚为文坛奇迹。渴望看到这位在任何荒唐面前永不退让的老领导更多的作品。

——沈昌文（出版家）

20多年来他（曾彦修）所以是《炎黄春秋》的中流砥柱之一，在于他对历史求真求实的坚定性，在于他高贵品格的感召力。……在我看来，曾彦修同志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 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杜导正（《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

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严秀先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座高峰，是所有杂文作者和杂文史家师法和面对的对象。

——朱铁志（原《求是》杂志副总编）

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

——陈四益（杂文家）

严秀先生是北京杂文界的泰斗，他扶植了老中青几代的杂文家。我曾受到老先生的鼓励扶植。我们杂文界以拥有严秀老人为荣，为有这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而荣幸。

——李下（作家、编辑）

14决定到延安去

一九三七年暑假，心里边已经没有读书的想法了。我读书没有本事，是个乙等生。乙等，在班里被看不起，第三十名。石室中学是讲究成绩的。“七七事变”一爆发，就热闹得不得了。我就想怎么办，自己知道读书不是办法，但共产党怎么样，不知道。

我所在的石室中学，在政治上右倾保守。有好几个国家主义派有影响的人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因此，石室中学的教师中，国家主义派，后来叫青年党的影响大。青年党是反共的，名义上是国家主义，基本上是右翼。我在石室中学读书的这大半年，学校中的政治进步活动，丝毫也看不出来。

大概是九月二十三号，国民党的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国民党的报纸发表这样的宣言，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承认你的合法性了。

跟着不久，又发布了命令。这个命令只是说成立一个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这个命令后，大家都知道全部的红军改叫八路军了。好了，要抗战，就去当八路军。

这两个消息一公开，我们这些人就想，这下可以抗日了。知道共产党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要赶快去，参加抗日，立刻决定到延安去。

当时到陕北去，主要是抗日，对蒋介石的抗日不相信，蒋介石挫败太快，抗日无效。我推测，红军没有被打垮，这么多年，游击战还能生存，说明会打仗，打日本要靠他们。觉得国民党不会打仗，几个省都丢了，军队损失那么大，蒋介石抗不了日。特别是平型关一战的宣传，不只是我们学生，全民兴奋，要抗日就只有找共产党了。

那时，哪里顾得上说实现共产主义呢？面对亡国，要想救国，只有到延安去。到延安去的，没有一个不是想去上前线的。如果再不抵挡，四川也会失掉。谁吹他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实现共产主义到延安，那就不真实了。我们只觉得共产党会抗日，就想上前线。我本来是个近视眼，平时都没有戴眼镜，为了去延安，赶忙到成都春熙路一家大眼镜店配眼镜，第一准备打枪，第二准备晚上行军。

后来延安整风，就是整我们这个东西。只知抗日，不懂共产主义，你们不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来的，你们是为了抗战。就检查呀，检查呀。有这样思想的人，叫“半条心”，就是不懂马列，不懂共产主义。首先承认半条心，心服口服，到延安去，确实没有想到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

15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

我要了三百块，这是老虎吃天啊开学后，到处串联，准备走。通过私人关系，进步学生就有联系了。但是，怎么才走得了呢？

到延安去有几大难处，延安成立抗大、陕北公学，并不是你想去就收留你的。你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可能去。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是需要介绍信，二是要很多钱。没有去之前，心里算着要交学费、伙食费，还有路费，哪里知道吃饭不要钱呢。每个人到延安去，无论从什么地方动身去的，都要准备二百元以上。那时二百元是什么概念？那时的猪肉两毛五分钱左右一斤。女工，一个月几毛钱。多数人要准备三四百元，这个费用大得不得了。

对我而言，钱比较容易，向哥哥要。我哥哥当时在宜宾中国银行当行员，他练习生三年后升为行员了，每月有二十四块钱。我决心去延安了，向我哥哥要了三百元，这是老虎吃天啊！哥哥哪里拿得出来！但我哥哥是无条件赞成我去的。他东借西借，借了三百块。当时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我到哪里去取呢，到成都盐市口中国银行。没想到，我取钱时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长辈，表叔之类的。我在成都石室中学时用的钱，都是到他家去取的。他看到我在取钱，而且取这么大数目的钱，问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不是在我这里拿钱吗？我当时很紧张，怕他猜到我要去延安。很快，我想没有关系，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人，跟我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我就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

最麻烦的是介绍信，你要弄到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才行。在走之前这几个月，我曾经去找过当时成都救国会四川大学的几个人，但他们都不理我。我只是一个中学生呀，中学生去找大学生，理都不理你，谈不到一起。当时到延安去的，基本上高中生是一团（拨），大学生是一团（拨）。

当时成都的党组织正式有没有，我现在都不知道。据现在我听说的，成都地下党恢复得很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前后，我们都快走了，延安才派出几个老干部回到四川，廖志高、罗世文两个大概是关键人物。我们不可能认识他们，连韩天石我也不认识。“七七事变”后，韩天石是四川建立民宣队的关键人物。韩天石是东北人，北京大学学生，后转学到四川大学读书。他哪里是去读书的，他是去做地下工作的。他在四川待了几个月，找不到地下党的组织，据说自己的关系暂时也没有了，但他照样活动。韩天石在成都救亡运动中是一个关键人物，是我的间接领导者，他的工作成就非常突出。

16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绍信

帮我找到介绍信的关键人物是侯台阶，现在改名侯方岳，比我大三四岁。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地下党员。他一九四年调到云南。他怎么跟我哥哥认识的，我不知道。他在成都编进步刊物。我哥哥搞地方救亡运动认识他。我哥哥让我去找他，帮我弄到介绍信。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条临河的房子里。当时成都有许多房子，半边临街，半边临河。他认识不少人，知道哪些人要去延安。就是他介绍我认识田家英的。侯的关系多，领导能力强，他团结的进步的青年可能上百。他是我去延安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我得不到介绍信。

我一个人有四封介绍信。那时是各显神通，有可靠救亡运动领袖的介绍信，西安办处事认为你是可靠的，就行了。

一封介绍信是张志和的。张志和在大革命时期当过师长，是老地下党。共产党许多要人都知道他。四川不少人知道他曾是共产党员，也知道车耀先是共产党。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人是林伯渠，字祖涵。张志和的信就是写给林伯渠的。信的内容我还记得。大意是说，祖涵先生，兹介绍成都救国会员前去延安……口气就是老相识。张志和是四川救国会的领导人，其实我当时并未加入救国会，成都联中还是沉寂的，无人来此活动。

我们一同去延安的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有张志和的介绍信。

第二封介绍信，是王干青的。这个人当时在邓锡侯那里做高级参议之类，其实只是个名义。邓锡侯是四川军阀，资格比蒋介石还老，四川绥靖公署主任，相当于四川军区司令。绥靖就是剿土匪。王干青是不是地下党，当时不知道。但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时，他被害，是十二桥烈士之一，从这点来看，他可能是地下党。

他的信也是写给林伯渠的，口气也是老熟人。

第三封介绍信，是郭祖劼的。郭祖劼在一九三七年是成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办有刊物《国难》三日刊，销路很大。他当时的职业是蜀华中学教务主任。蜀华中学在成都规模比较大，但成绩不怎么样。我到青龙街他的学校去找的他。他的信也是写给西安办事处的，但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我姐姐的爱人赵筱村先出发去延安，把郭祖劼介绍给我。前两封信为什么记得呢，因为是直接写给林伯渠的。

第四封信是同学余明的，他介绍我到西安找谢华。谢华是谁呢，是地下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青救会在西安的领导。他办的刊物叫《救亡》，陕西省委办的刊物叫《西北》。谢华可能没有资格介绍人到延安，他只能介绍到青训班。安吴青训班距西安不远，是由陕北的党派出来接待没有介绍信的，或者不能立刻到延安去的青年的一个单位。这封介绍信我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