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事》前半部是个人自叙，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时期北大教授蓝公武的公子，蓝英年回忆了少年时代对梁漱溟、张东荪等人的印象，与史学家漆侠、翻译家蒋路和诗人流沙河的交往，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做了深入梳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细节和历史判断。
　　对于自己八十年的人生过往，蓝英年以睿智的目光加幽默的笔触信手写来，其间反右、“文革”等看似传奇实为尴尬的人生遭遇，再现了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生。
　　《那些人，那些事》后半部是对苏联历史真相的揭秘。作为苏俄文学翻译名家，蓝英年曾凭《日瓦戈医生》等译著广为人知，而自八十年代末起不断挖掘苏联历史文化真相，又使读者了解了作为史学家和思想家的他。由蓝英年钩沉的历史案例，不少有着国人似曾相识的面貌，触发共鸣。
　　比如《向帕夫列夫看齐》，便通过对苏联树立的一位少年英雄形象造假过程的调查，解开了背后的历史谜团；《与果戈理对话》采用将现代发生的事件追问古人的方式，引发人对历史的反思；《共产国际的收支》以细密的资料和生动的叙述，再现了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援助兄弟党的粗粝过程。
　　本书将作者自叙与挖掘苏联历史真相结合在一起，看似不相干，而深意自在其中，无论是回忆、揭秘，都让人感受到了在历史大动荡下，普通人的无奈和渺小。
　　《那些人，那些事》是蓝英年近年最具社会影响的文章结集。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蓝英年是理性而智慧的。他精当运用史料，平常道来，逼人去体味“历史”二字的真谛和沉重。我们曾经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原来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庄严的文字背后埋葬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带血的故事呵!面对历史和将要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除了感叹和扼腕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胡可

    作者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和事，虽然是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故人和往事，但那些人毕竟是经历了政治风云、煊赫一时的文人学者、社会名流；那些事也曾是撼天动地、惊世骇俗的事件。作者回忆这些往事，既是为了怀念故人，探求真理，也是警示后人善待历史。

    —— 韶光

　　我：“果戈理先生，您在天堂，我在尘世。您又上了年纪，今年贰佰零二岁了，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果戈理：“我虽贰佰零二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看得见听得清，你说的我听得见。”
　　我：“先向您表示感谢，从小到大，我都在听您讲故事。在我最空虚或最倒霉的时候您的作品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还读过评论您的专著，但我仍然对您了解得太少，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果戈理：“你提吧。先告诉我你读过谁写的评论我的专著？”
　　我：“有七八个人。就说主要的吧：叶尔米洛夫、赫拉普琴科和马申斯基。”
　　果戈理：“你怎么读他们的书呢。叶尔米洛夫是打手，凡是与他观点不同的人抡起棍子就打。打手能有什么观点，就知道恬不知耻地歌颂斯大林，歌颂他们建立的体制，对文学一窍不通。他不是写我，而是图解列宁和斯大林引用过我的话，借吹捧领袖邀宠。赫拉普琴科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扯。我在《死魂灵》里写的几个地主身上的毛病，其实就是俄国人身上的毛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干嘛非把他们与地主和农奴联系在一起？俄国的地主早被布尔什维克消灭光了，可我的人物绝迹了吗？至于马申斯基，不过拾赫拉普琴科之流的余唾罢了。”
　　我：“您怎么熟悉这三个人呢，他们可比您晚出生一百多年啊。”
　　果戈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的，他可被叶尔米洛夫一伙整苦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他们整得活不下去，书不能出版，连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都不能出版。他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被迫向新政权表忠心。”
　　我：“我也听说他是第一个写赞美领袖诗的人。”
　　果戈理：“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说。这是阿赫玛托娃告诉我的，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过阿谀沙皇和贵族的信。不恭维他们，能给我钱吗？没有钱我怎么生活，怎么写作？我敢承认，我收了他们的钱仍写我想写的。以我当时的名气，写什么都能出版，靠稿费也能过活，但我那样做就分散精力了。我宁肯向沙皇贵族要钱，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这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我：“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谈谈，您那时的写作环境同俄国变成苏联后有什么不同？”
　　果戈理：“我正赶上尼古拉一世，一个反动的时代。全国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写了东西先送交书报检查部门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反对沙皇的话。我的《死魂灵》是书报检察官尼基琴科审查的。他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别林斯基把手稿带给他，他读后立即批准出版。俄国当时的书报检察官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有的本人就是作家。你知道冈察洛夫吧，就是写《奥勃洛莫夫》、《平凡的故事》和《悬崖》的那个人，他也是书报检察官。而苏联的检察官都是契卡分子，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审查，就知道肆意迫害知识分子。”
　　我：“您是说只要作品里没有号召暴动、推翻沙皇的内容就可以出版？”
　　果戈理：“你这样概括有点绝对，但大体不错。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我：“您可要倒霉了。”
　　果戈理：“我到意大利去了。”
　　我：“您被驱逐出境了？”
　　果戈理：“怎么被驱逐出境呢！我自愿去的，到意大利写我的《死魂灵》。当局并没找我麻烦。沙皇时代与苏联时代不同，作家可以随意出国，像我的晚辈同行屠格涅夫，长年住在国外，在法国呆腻了就上德国，想回国随时可以回国。根本不存在驱逐出境、叛逃这种概念。”
　　我：“原来俄国和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还是有区别的。我原以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是继承沙俄的呢。”
　　果戈理：“你怎么这么糊涂，苏联是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的，临时政府又是推翻尼古拉二世建立的，怎么能继承呢。你不能看它们相似就认为后者继承前者。两个检查制度不同的地方很多。沙俄的报刊多数是私人办的，苏联的报刊通通是国家办的。不论是《新世界》还是《十月》都隶属于苏联作协，而苏联作协是国家衙门。一个作家组织变成政府部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沙皇时代发不发文章由编辑决定，苏联时代主编没这种权利，还得通过苏共宣传部。宣传部是党的一个部门，按说只管党内的事，可苏联党政不分，什么都管。特瓦尔托夫斯基跟我说过，他主编《新世界》的时候吃尽苦头，为发表一篇文章要到宣传部跑几趟，同官员们争论、解释、恳请甚至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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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辑一  记忆

1.在梁漱溟家过夜

2.掉了皮的纪念册

3.长忆吴牛喘月时

4.话说张东荪

5.怀念蒋路

6.流沙河

7.且与鬼狐为伍

8.道旁甜李

9.在苏联办年货

辑二  悦读

10.世事关心天地间

11.暴风骤雨的时代

12.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13.诠释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着我吧》

14.与果戈理对话

15.与果戈理没结婚

16.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17.可当史书读

18.共产国际的收支

19.“向帕夫利克看齐！”

20.俄国人眼里的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