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1947年，赴美留学，原打算去美两年后归国，谁知风云变幻，自此定居美国，直到2015年12月去世。
　　董鼎山有两个祖国，对两个他都爱得执着。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里，25岁前，在华夏大地上，他经历了民国、抗战、几次国共内战、新中国等几个时代。25岁后，他定居美国，经历了美国的黄金时代、大动荡、大分化、大革命、女权、多元化、经济衰落、走下坡路的时代乃至于美国“摊上事儿”的今天。
　　可以说，董鼎山就是一本活着的20世纪历史百科全书。他一生、一个人过了几个人的生活，经历了几代人的命运。
　　1978年之后，他风尘仆仆地多次回国探亲访友、写作、讲课。其文章有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兴奋与欣慰，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也有对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与此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文学的情况，几乎将美国作家和作品“一网打尽”，从而被誉为“美国文学大使”。无怪乎，著名学者蓝英年曾极力向朋友推荐：“你一定要读董鼎山！”

　　在美国的50余年，董鼎山一直是上班族，没有专事笔耕，但这无妨他硕果累累的蓄积。他不仅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写作，而且他的作品题材之广，发表刊物之多，海内外影响之大，在当前美籍华裔作家中都是少见的。本书是董鼎山先生的回忆录，从童年到终老，叙述得非常详尽，对现代学人有非常大的启示。
　　这些文章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出版界的信息，以及他的睿智深刻的分析。他所具有的两种文化背景，使他在行文间有种耐人寻味的魅力，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又有西方富于幻想的浪漫气息。他以诚实、坦率、开朗的态度，检视与剖析文学作品中的特殊社会现象与人性表现，把他自己的所学所悟亲切而生动地讲述给别人听。他文如其人，热情真挚，天然去雕琢。

　　至爱兄弟不了情
　　十五年前，弟弟来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请我们兄弟俩合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的想法很新颖，要我与乐山（我在美国，他在中国）叙写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各自生活经验，一章一章地对照。我是于1947年出国留学的，历年所过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间，他则经受了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二十年入狱、下乡劳动种种苦难。我们的经历当然有天渊之别，惟一相同处是我俩都喜爱阅读与写作。我们继续不断地出版作品，到了后来作总结，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我于1978年开始，几乎每年回国一次，每次在遇到旧友新知时，总被介绍为“董乐山的哥哥”。他在文化界名气如此响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来。
　　遗憾的是，那家北京出版社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忙碌与我的懒惰给拖延下来。直到乐山去世，我才恍然领会到损失巨大。到2002年，替我出版《纽约客书坊漫步》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主编李华敏女士约我写回忆录，我因已没有持久的精力长期写作而谢绝了。
　　半世纪分离造成兄弟间思想隔阂
　　明年（2009年）1月16日恰好是乐山逝世十周年，我不免细细回忆，要把我的感慨写下来。这十年来我常想，我是比他大了两岁的哥哥，怎么他会先我而去？如果他仍在世，我们间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少年时期，我们俩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是最亲近的，数十年的隔离，由于我们生活经验的差误，造成晚年的隔膜。而我最感不平和不安的是，他乃是含冤而离开人世。他少年参加革命，出了力，国家不但没有宽待他，反而给予他二十余年苦难。他深感委屈，耿耿于怀，对自己曾出力助成的政府体制终于产生了极度恶感。
　　在他去世前两年，某次我们在他家谈话，他把对政府的憎恨转移向我这个在美国言论自由、避免偏见的气氛中受熏陶数十年的哥哥。因为我的一篇书评结论（我反驳那书作者认为中美战争不可避免的言论，我以为中美之间或有冲突，但绝不会发生核战），他对我大发脾气，指我为政府张目。我深知他的嫉恶如仇的心理状态，并不与他争论。我渐渐了解到，在极端社会中成长的知识人士，往往会养成一种看事物很极端的态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便是百分之百的错。有些在国内受过迫害的人，到了美国后就把美国看作什么都好的天堂，但同时又不能体会美国自由气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视为“非黑即白”。
　　但是乐山并不一定持有这类“非黑即白”态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时期所遗下的陋习，乐山怎会采纳？我了解他的思想过程，在此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不免回想起我们自童年开始的思想发展。我们相差两岁，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们兴趣相近，自幼喜欢看书，给我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一本书是巴金的小说《家》。在那个反对旧礼教的故事中，他自比为较为激烈的觉慧，而我是较为温和的觉民。初中时期，我们狼吞虎咽地看了不少左翼著作。到了我十四岁在宁波的一家日报《时事公报》副刊首次发表文章时，他与我同样惊喜。慢慢的，我们都走上写作之路。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家迁往上海，我开始在柯灵所编的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散文（第一个笔名是“坚卫”，因为那时作家多流行笔名），他也开始写诗，在报刊出现，他又学会了木刻，母亲常说他“比哥哥更聪明”。
　　乐山中学时代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所谓“孤岛”时期，是我们思想发展最快、写作最多产期间。我们住在租界，抗日情绪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时期，他暗地参加了地下活动（请注意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我们在那时向往“延安圣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军的，我们都很羡慕。同时我们写作的发表也更频繁；尤其是在敌伪统治之下，我们如能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指桑骂槐的讽刺杂文，便觉得很痛快。乐山的智慧发展更是迅速，十八岁时他突然成为上海剧艺界最受尊重的剧评家（当时思想进步又未及迁往内地的戏剧界人士都集居上海租界。由于美国电影不能进口，话剧极为兴旺，观众在受租界保护的爱国戏剧中找到一些娱乐与慰籍）。
　　我至今不能解释，乐山何以正在高中毕业之时，竟能写出对戏剧艺术有那么成熟的见解的评论。今日我重读2001年出版的《董乐山文集》（李辉编集）所收的《麦耶剧评》，仍能敬佩他的少年文才。在敌伪统治期间，未去内地留在上海的影剧文化人仍很多。看惯了好莱坞电影的知识民众因没有美国电影进口，苦闷得很，乃去话剧院找寻娱乐。剧艺界人士趁此机会，搬演出许多名剧，卖座不错。剧院生意兴隆，在报刊写剧评者也纷纷出现。乐山用了“麦耶”笔名，在当时销路最大的综合性刊物发表每月一次的剧评，大受文化界人士注意（这本名叫《杂志》的刊物，乃是敌伪机构出资所办，但敢容纳较为大胆敢言的文章，多年后我才知晓，主编人原来乃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与艺剧界有名人物的交往，我也结识了一些名导演，名演员如黄作霖（佐临），胡导、石挥、刘琼、乔奇、黄宗英、白文等。
　　1945年8月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国电影开始进口，上海文化界也起变化。那年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考入《申报》当记者，刚二十一岁的乐山则自著名剧评家降为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生。约大是以学生生活浮华、专爱舞会派对著名，乐山也不免予人以这种印象，但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党关系。
　　在1945年至1947年的两年中，我在新闻界活跃，喜欢夜生活，也在著名小报《辛报》兼职。我自己觉得那是我整个生活最愉快时间：白天采访（我是外交新闻记者），晚上与朋友们在夜总会相聚，有闲用“令孤慧”笔名写些迎合男女大学生趣味的小说，在朋友所编的畅销杂志发表。那时乐山有了女友，好像兴趣转移，专心学习英文，很少写作，只偶然写些小诗而已。
　　我于1947年9月离国前的最后职业是国民党所办的《东南日报》本埠新闻编辑（该报原是杭州名报，胜利后移至上海），夜间上班，但每日下午仍有时间去南京路新雅茶室与文化界友人相聚。我们在茶室楼上有个固定大圆桌，朋友们随进随出，喝茶谈天，相互传达文化艺术消息，各自推荐文章找地方发表。由于内地文化人的大批返沪，上海剧艺界也随之变化，麦耶停止写剧评，从剧评家还原为大学生身份。我惊讶一个人在少年气盛时期的充沛精力，以及对知识吸收、精炼、运用的快速。他于十八九岁时所写剧评文字，我今日读了还是觉得十分老练成熟。
　　……

第一部分　自　述
第一章　家世与成长
第一节　我的童年
第二节　祖父董顺来
第三节　慈父严母
第四节　战火中的童年
第五节　小学二三事
第六节　被中学开除
第七节　求学上海
第八节　大学时代
第九节　日据时代和“孤岛”生活
第十节　我的记者生涯
第十一节　业余的小说家
第二章　赴美及新大陆岁月
第一节　去美国的航船
第二节　未曾预料的滞留异国
第三节　初抵密苏里校园
第四节　开始留学生活
第五节　在美国报纸发表陈独秀文章
第六节　美国小镇印象
第七节　校园生活与交友经验
第八节　乱世生存的温馨记忆
第九节　关心政治
第十节　纽约，新生活的一页
第十一节　重温写作梦
第十二节　女友们
第十三节　白马社与《海外论坛》
第三章　逝去的时事与思考
第一节　中美文化的比较
第二节　我的身份认同
第三节　我理解的中美新闻观
第四节　应该跳出“左”“右”的桎梏
第五节　忆旧的沧桑
第六节　民主的大敌是虚伪和党同伐异
第七节　麦卡锡主义嚣张的年代
第八节　反战掀开了美国现代史的新一页
第九节　疯狂和火红的年代
第十节　我的所得和所失
第十一节　梦回家国
第十二节　对自己的评定
第十三节　我的大学学习生活
第四章　我的记者梦与文学梦
第一节　中国书与我
第二节　谈张爱玲
第三节　我喜欢的作家
第四节　外国作家对我的影响
第五节　沪上及北派杂志、美国杂志
第六节　我在上海做记者
第七节　美国的报纸经
第八节　E时代的冲击
第九节　最得意的写作经验
第十节　我为什么要写作
第五章　我所经历的美国总统
第一节　美国的领头羊们
第二节　罗斯福与杜鲁门
第三节　冷战与麦卡锡崛起
第四节　是是非非肯尼迪
第五节　被暗杀改写的一段历史
第六节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第七节　任上不火卸任方火的卡特
第八节　布什父子档与克林顿
第九节　尚未盖棺定论的奥巴马
第十节　对一些政客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