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抗战纪事》:
此时,陈锐霆率部抵达涡河西岸,与新四军第四师隔河相望。为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报告国民党军队的动向,陈锐霆指派团政治指导员屠凤麟暗渡涡河寻找党组织,结果没有找着。正当陈锐霆万分焦虑的时候,在后方养伤的中共党员、迫击炮连连长王朝纲回到部队,与他同来的还有王兴纲。王兴纲原是中共在国民党第三十二军的负责人,既是陈锐霆的入党介绍人,又是陈锐霆与党组织的单线联系人。王兴纲此行受叶剑英的指派,任务就是沟通彭雪枫与陈锐霆的联系。
陈锐霆报告了国民党军队“进剿”新四军第四师的计划与部署,建议王兴纲速去涡河对岸向彭雪枫报告,并请彭雪枫立即派人来,以便了解详细军情。王兴纲到涡北不久,彭雪枫先后派来第四师侦察科科长罗会廉和第四师联络部部长任泊生与陈锐霆取得了联系。
3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与骑二军协同“进剿”涡北新四军第四师,将“进剿”部队做了统一整编,成立了以步兵、骑兵、地方游击部队三结合的战斗组织,其中,以第四二五团为主体,加上骑八师一个骑兵连和游击第十四纵队牛肃久支队,编成第九十二军第十二路第六纵队,陈锐霆任纵队长。部队在涡河西岸集结,准备渡河发动大规模进攻。第六纵队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间,于3月31日在龙亢集附近渡过涡河,以骑兵连和游击第十四纵队牛肃久支队为前卫,第四二五团随后向褚集及其以东地区搜索前进。
渡河的第二天,担任前卫的骑兵连袭击了新四军第四师一个小分队,除打死的新四军战士以外,还将俘虏的十几名伤员抬来报捷。伤员们是被马刀砍伤的,鲜血直流,惨不忍睹。陈锐霆心里非常难过,他作为一个中共秘密党员,却违心地指挥反共军打共产党军队,难以忍受。他暗下决心,要率部起义,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人,即使只有他一人,也要回到革命部队去。
几天后,罗会廉来到第四二五团。陈锐霆表明了急于起义的决心,并对起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他认为,反对内战,举行阵前起义,是后发制人,不会影响大局。陈锐霆部在最前线,离师部近百里,有指挥部队的权力。这里接近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可以得到有力的策应和掩护。第四二五团没有参加反共战争的历史,对打内战不积极。团里有三四个营团干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不满,可以作为起义骨干。不利的是,这个部队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基础;连以上干部近半数有家属住在湖南,不可能没有后顾之忧;加上交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处于胜利地位,新四军第四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用奉命推进的办法,将部队带过津浦路东根据地,在新四军第四师掩护下再宣布反内战起义。这在政治上是一件大事,陈锐霆请求报告彭雪枫,如果他同意,再请示中共中央批准。罗会廉赞同陈锐霆的分析,当即返回淮上报告彭雪枫。
罗会廉走后,第一四二师电令陈锐霆立即收拢部队,撤到河溜、龙亢集之间的陈溜子附近。事不宜迟,陈锐霆当机立断,决定立即率部起义。他先找团政治指导员屠凤麟和团副陈兴魁商量起义的办法,然后分别找第一、二、三营营长通气,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军人的责任是保家卫国,而今大敌当前,上面却让我们放着日本鬼子不打,去进攻刚刚与日军打完'百团大战',并取得辉煌战果的共产党。我们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乡亲!希望大家以民族大义为重,与八路军、新四军携手抗日,做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于是,陈锐霆决定于19日黄昏后发动起义。
4月18日,罗会廉来向陈锐霆传达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于4月17日联名发给彭雪枫关于同意陈锐霆起义的电报。其内容是: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阻滞李仙洲援韩,同意陈锐霆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要掩护陈团到安全地带;参照外围军对待,使其军心巩固,抗战情绪提高;用陈团反内战事实,进行广泛宣传;委托彭雪枫代表党中央及军委慰问陈锐霆及全团将士。
罗会廉转达了彭雪枫对起义后行动的指示:部队起义后,第一天晚上开到小营集以西的谭大庄,靠近第四师第三十二团。第二天,陈锐霆到陈巷子和彭雪枫会面。19日黄昏后,部队在规定的地点集合,按行军序列就位,骑兵连、第二营和团直属部队到齐,第一营未来,第三营中途返回。陈锐霆即率领千余人从驻地出发,于凌晨到达彭雪枫指定的谭大庄。第二天,陈锐霆到陈巷子与彭雪枫会面。彭雪枫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慰问陈锐霆部将士,制定起义部队过津浦路到皖东北根据地的行动路线,并指派王兴纲和方中铎帮助其工作。20日下午,起义部队出发,在第四师敌工部部长刘贯一的精心安排下,顺利通过了津浦铁路。第三天,到达天井湖东郑集附近。24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张爱萍等皖东北根据地党政军民负责人到驻地对起义部队进行慰问,宣布第四二五团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由陈锐霆任旅长。会后,张爱萍叮嘱陈锐霆:“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认为可靠的人,可能变为不可靠,一定要特别注意考察,以防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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