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市上岸路码头乘船，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航行，即到了洞头岛码头。洞头岛是一个不大的岛屿，由几十个小岛组成，说是个县建制。那时岛上也只有一条不长的街道。但洞头岛地处东南沿海，地势十分险要。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常常有特务过来骚扰。当时的洞头岛汪海霞民兵连，在“反特”斗争中很有名气，被中央表彰。她们的英勇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当时家喻户晓。
我第一次去洞头岛是同丁国根厂长一起去的，印象特别深刻。由于从来没有在海边乘过船，一遇到海浪，船就一上一下，乘得我晕头转向。同船去的解放军官兵看我吐得厉害，拿了晕船药给我吃，可一点也不管事。反正是吐得好像连胃也翻出来了，真是遭了大罪。一下船想弄点吃的再去药厂。可是岛上每间饭店都有鱼腥味，什么也吃不下。没办法，只好买了几块燥米糕（糕干）讨点开水兑来吃米糊。到了药厂，接待我们的是制药厂的供销科长，名叫林明义，年近五十的样子。他到我们厂来订货过，大家都已认识。他很热情地说：“你们刚来岛上还不适应，先住下来再说。”他叫食堂烧了一碗面条给我们吃，晕船的滋味才慢慢平复下来。
第二天老林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工厂。那天刚好出海打渔的渔船回港，老林为了招待我们，特地去船上买了大黄鱼、鳓鱼、大带鱼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堂的鱼，都很鲜活。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吃到地道海鲜。他们食堂有红烧的、清蒸的……喝的都是高度白酒，是渔民下海喝的，叫“国公酒”。部队出身的人就是豪爽，他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经常干杯，真是一醉方休。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老林没有送我们去旅馆，而是叫我们住厂里一间单独的石屋里。睡到半夜，突闻外面大风突起，雨声阵阵。这风之大，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傍晚天气还好好的，怎么到了半夜就风雨交加，真是不能想象。这样一来，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打开电灯，坐在床上任凭外面狂风暴雨大作。这样坐到天亮，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约到了七点多，老林来叫了。我开了门，他见我就说：“昨天大风大雨吓着了吧！”我说：“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大风和大雨。”老林说：“这在海岛上称不得什么，经常是这样子的。”走到门外一看，碧海蓝天，晴空万里，看来海岛常这样的怪天气。
洞头岛我来来去去不下几十趟，大多是押货去的。那时交通不便，大卡车装去的安瓿，一条是走义乌、永康、缙云、丽水、青田沿瓯江到温州。这条路还比较好走。还有一条是走绍兴嵊县、新昌、天台，翻黄土岭、回字岭到乐清。这条路在当时十分险要。从某种角度讲，供销员押车去是把性命背在肩上的。现在想想还十分害怕，那时年轻，真是胆子大。货到温州后放在上岸路一个临时租用的仓库，再用船装到洞头岛制药厂。
这段去温州洞头出差的时间，我记忆最深的是帮我们联系运送安瓿到洞头的一位师傅。他一口温州土话，十分难懂，再加上我的萧山普通话也不标准，所以简直无法交流。好在他有一个读四年级的女儿，会讲普通话。我讲给她听，她再用温州土话翻译给她爸。她爸讲温州土话，她再用普通话讲给我听。真是亏了她的帮助，不然真是无法沟通。
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的发展，见证了一段历史。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也逐渐富裕起来了。从1977年到1979年间，安瓿厂每年的利润都有五万多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每个工分只值八角左右的一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到了年底，家家都有钱分，个个笑逐颜开，我们村成了当时戴村公社二十二个行政村中最富裕的一个。而我作为乡镇企业的第一批供销员，企业发展的亲历者，也可以说走过了千山万水，说过了千言万语，吃过了千辛万苦，尝到了各种酸甜苦辣，成为乡镇企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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