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秋的阳光，透过窗外的大树射进二楼教室里，把树叶放得很大。那些树叶经过了一夏天的阳光雨水，长得又绿又大。阳光透过树叶，把青黄色的光线斑驳地弄在墙上和课桌上，弄在我和四十个陌生的七岁孩子的脸上和身上。
课桌的抽屉里放着我蓝色的新书包，新铅笔盒，还有一次也没有擦过的新橡皮，那是块白白的、扁扁的橡皮。课桌是木头做的，有股干燥的木头气味，上面有别人用小刀刻的一个没头发的小人，潦草的五官上有一种吃惊的神情，他在桌面上一年又一年地发着呆，这就是我的童年故事开始的情形。
我的老师和黑板远远地站在教室背阴的尽头，老师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一个白得发青的额头。远远地看着她，我想起妈妈放在大收音机上面的一个石膏像。放收音机和唱机的茶几，也是放在客厅角落的阴影里面的。妈妈曾摇着手指警告我不准乱碰那个塑像。从前这里放着一尊普希金的像，但被我打碎了。妈妈曾说，普希金会在半夜十二点一片一片地跳到我的床边，让我赔他碎掉的脸。
记得那时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妈妈的脸，一方面担心自己怎么能让碎掉的东西复原；一方面怀疑，如果我能把石膏像打得粉碎，为什么不能在它们来抓我的时候，把它们打得更碎，石膏像看上去厚实，其实却很脆弱易碎。
石膏像一样的老师说：“同学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是在我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1966年那炎热的秋天里，老师对我们班级的全体孩子说的第一句话。
在孩子群集的地方，有着一种幼小身体散发出来的暧烘烘、潮湿而美好的气味，那气味一旦长大就消失殆尽。在1966年散发着这样的儿童气息的我们，就那样安静地坐着，接受老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事实。小孩子们把薄薄的身体贴着木课桌的桌沿，听到身体里的心扑通扑通地跳。
回想起来，老师那时的表情，在大人对孩子特有的胸有成竹里面，还有一种不确定和茫然。老师虽然脸上奋力笑着，就像那个年代看到的很多被强迫的笑容，但她美丽的大眼睛却睁得很大，好像要倾听一个答复。她站在讲台旁边，穿着一条天蓝色的裙子。在她的背后，教室的角落里，放着一架老式的风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的这句话，就像一个咒语一样，从此笼罩在我的生活上面。
当时我和所有四十个扬着安静的脸仰望老师的孩子一样，对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我心里只是高兴：上学是我想象了整整一个夏天的事，我面对大楼后院的大树，想象我会在上学的那一刻变得说话流利，机灵乖巧，就像所有小姑娘想要的那样。我总是在一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将它想象得非常美好，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总使自己吃苦却改不掉的坏毛病。后来我也不想改了，我对自己说，这是天性，人总是斗不过天性的。
在上学以前，我一直是一个孤单的小孩，因为我说话总是结结巴巴。不论是大家在一块玩的时候，还是在家里的晚餐桌上，每当要说话的时候，永远都不能一口气说出来一句话，最初妈妈会打断我的话说：“想好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隔着一盆盆菜和桌子中央的一大盆汤，妈妈的脸看上去那么遥远，那么失望，那么不耐烦，本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话，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我就不太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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