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边疆有事？——琦善的奏折道光二十六年（1846），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内大部分地方既无酷热，也无恶寒，仅有的小灾小害，不过只是冲毁了几条失修的沟渠桥梁而已。这一天，道光皇帝接到了四川总督琦善的一封奏书，事因四川那些年连遭灾害，土地欠丰，衙门经费短缺，便盘算起陈年老账来。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七八年前还有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没有了结，而当事人都已升任高职，虽然人走，但事情未了， 多拿走的那些钱也应该是归还的时候了。于是，琦善马上向朝廷上奏，要求前任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张日晸把因在马边、雷波“剿办夷务”而欠下的银两追补回来。很快，他就得到了朝廷的谕书： 四川升任藩司刘韵珂、张日晸于剿办马边、雷波各厅夷务，奏明借动银两之外，刘韵珂溢支银一千九百十八两零，张日晸溢支银五千五百六十四两零，现在无款归补。着即责令该二员照数赔补，以重帑项。（《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四六四）这个琦善在道光九年（1829）时就曾经当过四川总督，那年他才39岁，后来一路高升，并于1840年接替林则徐的职位担任两广总督，权柄更重。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琦善这样的人是被寄予厚望的，而皇帝之所以对他有这样的认识，很大原因是他在四川当总督时，在解决棘手的边疆防务问题上显露出的才干。但是，琦善显然违背了皇帝的意愿。道光二十一年（1841） 一月，虎门一战，清军大败。一月二十一日，英方拿出《穿鼻草约》要求清政府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琦善面对这样的局面不知如何处理，在谈判桌上左右摇摆。事情拖到这月底，英军再也没有耐心，强行占领香港，道光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问罪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琦善犯下了畏敌之罪，这是他落下卑躬屈膝骂名的由来， 这一年他已经51岁。但就在琦善被圈禁之际，宣宗皇帝又突然回心转意从轻处理——是呀，琦善只不过是个放牛娃，他怎么敢随意把牛卖了呢？事情又出现了缓和的局面，不久就下旨赦免了他，降职为四等侍卫，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这一去几年，琦善在仕途上勤勤恳恳，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四川总督，真是山不转路转，相当于在二十年之后，他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四川。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天，在经历了惊涛骇浪后的琦善，平静地坐在成都总督府的一张几案上亲自抄写奏书。其实他处理的只是一件旧案，当年的四川布政使刘韵珂如今已升任闽浙总督，而张日晸也位居云南巡抚，这两人曾经都是他的属下，但现在已经跟他一样是朝中显臣，要他们归还多拿的银两早无意义，何况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谁又把它理得清呢，不过是借此事再向朝廷“借动银两”而已。但就在琦善写下马边、雷波这样的地名的时候，他还是放下了笔，抬起了头，眼光缥缈地望向了那个遥远的西南边地小凉山……说说明朝以前的马边史书上没有琦善去过马边的记载，但这个地方他一点都不陌生。马边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马边厅志略·地理志》说它“至省一千零八十里，至京师九千六百五十里”。当然，这样的距离只能想象，而如此的路程计算到底从何而来， 也不得而知。从具体的地理方位来看，马边处在乐山之南、宜宾之西、西昌之北，也可以说马边正处在这三地的交汇之处，而这里正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那些山脉绵延的深处。但就在这个地方，在明朝以前还没有正式官方的名字，只有民间的称呼。马边一名始于明朝末年，要说马边，我们还得先从明朝以前说起。厅治在禹贡梁州之域，汉通西南夷，以夜郎旁小邑置犍为郡，为僰道、朱提二县地。蜀汉时分朱提为郡，又置马湖县，隶越西郡。晋东以獠故多荒废。五代因之。唐宋为羁縻蛮夷州，唐曰马湖部，隶戎州，宋隶梓州。元时分其地置六长官司，曰马湖路。明改为马湖府，以土官为之领长官司五，弘治时改流官。（《马边厅志略》） 寥寥百字，却是千年历史。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记述，每句下面都隐含着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但正如我们从高空上看一条河流，却看不到其中的舟楫、旅人和波澜。但一个消失的、庞大的历史横亘在了我们的面前：明朝以前，马边之地随着朝代、疆域和行政版图的变迁，先后分属于不同的政权，郡县交错，更迭频繁。疆域沿革并不能完全反映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作为一个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族群和部落存在，并没有在这段文字中得到具体的呈现。千年以来，马边这个地方形成了两个不同文化长期互动的区域，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发生过些什么？可能又要从上面那段文字中去寻找一些答案，而其中关键的几点值得我们去注意。“汉通西南夷”。“西南夷”是指汉代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进入鼎盛， 先后在此置有八郡，即犍为、牂牁、越雟、汶山、沈黎、武都等，将这些区域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内，所以“汉通西南夷”是中国西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马边就在犍为郡中，为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县地的一部分。毫无疑问，马边就处在西南少数民族汇聚的地带，汉人先民迁入马边也就在这一时期。过去大小凉山地区存在着不少土著先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间的征战，但还没有一支独霸天下的部落，直到彝人从云南迁移于此后，情况才逐渐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早的“夷”是个广义的概念，“夷”是过去的中原王朝对有些外族的一种称呼，“西南夷”指的就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后来的“彝”实际只是“西南夷”中的一部分。顺带的问题是，为什么后来将夷等同为彝呢？ 一个原因是彝族自称“尼”，古代汉语“尼”发音为“夷”，故汉文记载多称“夷”；二是1956年后，西南地区除了一些相对大的少数民族（如苗族、藏族）外，其他的划为了彝族。也就是说，“彝”同“夷”在语义和民族渊源上其实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只是在现在的表述习惯上已经约定俗成，用“彝” 字来命名一个民族也才仅仅只有60年时间。“以獠故多荒废”。《说文》中说“獠，猎也”。现在一般认为獠是比较远古的一支少数民族部落，主要分布在广阔的南方地区，在马边一带称为“獦獠”。“戎（今宜宾）、泸（今泸州）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 （《新唐书·南蛮》）“獦獠”善战，他们的存在曾经对汉人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由于山高路远，治理实难，也才导致治地名存实亡、纷纷荒废的景象。在历史上马边獠人活动频繁，据《马边县志》记载，后来獠人又渐融入另外一支少数民族部落——叟人。又据考证，早期一部分叟人与汉人融合，另有一些叟人部落往西南移动，渐又融入夷人中，这一部分夷人就是逐渐稳定地繁衍下来的彝族先民。这也说明了凉山一带在更久远的时候，是多个族群、部落混居的地区。“羁縻蛮夷州”。羁縻指的是统治者的怀柔之术，唐朝的羁縻制度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相对自治，但置于朝廷的统治之下。宋代的羁縻制度有变，为了便于管理，在部族首领之外， 加派监管官员。当时，朝廷在小凉山区设立马湖部，下辖有殷、驯、骋、浪四个羁縻州，马边地隶属驯、骋两州。唐代长庆三年（823），封马湖部彝族头人为刺史；到宋代四州又变为三十七部，“三十七部王子”董春惜被封为德化将军。这一时期是马边历史上一个较为漫长的土司治理时期。“弘治时改流官”。明代弘治时期指公元1488-1505年的18年中，其间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其实是中央王朝看到了羁縻制度带来的弊端，为加强集权统治，削减割据势力，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就有了明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毫无例外，马边也经历了这一时期，而这正是马边一地演变而来的历史契机。马边处在四川盆地西南方位的崇山峻岭中，在明朝以前不过是个寨子，名叫赖因（彝语是牛棚的意思），而这个寨子的来历有些奇特，因为它并非当地土著聚居形成的，而是外来的一群人筑建的。北宋治平二年（1065），“把截将”王文揆跑到马边来， “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宋史全文》卷三十）。何谓“把截将”呢？即在政府军之外的土将，也就是一些民间武装的头领。他们私募家兵，驻扎在夷地，朝廷不给俸禄，但如果能够立功，接受朝廷招安，就可以“迁转及出官”。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不错的买卖，有一点梁山泊好汉的故事意味。其实，王文揆到马边很有政治眼光，因为当时朝廷对边地不好管理，拿蛮夷无可奈何，便想到用民间力量来制衡，就出现了“把截将”这样的特殊人物。当年，苏东坡也熟知这一情况，他在给梓州路转运副使李琮的信中就曾谈到过产生“把截将”的原因：“（蛮夷）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奈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苏轼《与李琮书》）李琮是苏东坡的朋友，可能是这个运输官员刚到四川不久，便特地告之以地方情状。苏东坡还在信中写道：“嘉、戎、泸、渝四州，皆有土豪为把截将，自来雇一私兵入界，用银七百两，每得一番人头，用银三十两买之，把截将自以为功。”实际上，王文揆是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土兵实行封赠制度的产物。有意思的是，王文揆当时被称为“知寨”，这个知字，说明了政府的认同，绝非等同于土匪头子或山大王。但汉人进入夷地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南宋嘉定四年（1211），赖因寨就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董蛮”（当时马边属于酋长董惜春的领地）为岁收“侵地之税”发生暴力事件。这个事件中，赖因寨有寨丁守备，侥幸存留，而附近的利店寨（今属四川省沐川县）遭了大殃，“尽劫寨民之赀，焚其居，驱老弱、妇女数百人而去”（《宋史全文》卷三十）。这证明汉人在夷地生存出现挑战，而彝汉的争斗开始频现。这是马边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也是马边历史源头的涓涓细流。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故事虽然是关于赖因寨的，但实际反映的是彝汉族群间相处的状况，所以关于“夷”的问题还得补充上几句。过去，中原帝国将自己作为历史优胜者的心态，以华夏文明为主流，而将小国或部落称之为戎、狄、蛮、夷， “在民族史观方面，正史和官修史书中，往往具有‘内华夏，外夷狄；贵华夏，贱四夷’的观点，充满民族歧视色彩”（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但汉族本身就是个多融合的民族，同这些少数民族的交融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要论证这样的问题确非本书目的。但要说明的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本书中的史籍引用部分仍然保留了“夷”的称法。同时， “彝”与“夷”的使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细微区别，也请读者注意分辨。再来说说彝族同马边的关系。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云南和四川是*主要的聚居区域。四川彝区主要位于四川省西南部，人们习惯以“凉山”相称。实际上，地理上的凉山是大雪山的东南分支，“凉山，在夷地，是山高出云霄，左通建昌，右通云南，前通马边、雷波，其地山高风寒，雪积山顶，六月不化，故名凉山”（《马边厅志略》）。凉山又有大小凉山之分，以黄茅埂为界。黄茅埂位于四川美姑、雷波和马边三县交界，彝语称为井叶硕诺，是彝族人心中的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跨度近百公里的山脉，北起大风顶，南至龙头山，横卧在大小凉山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往东、往北属小凉山，往西、往南则属大凉山。但大小凉山只是地理上的称呼，小凉山更接近汉区，并无大小之分，四川凉山地区有句民谚：“大凉山山不大，小凉山山不小。”明以前，史籍中对马边的描述极为稀少，旧志中说马边是“地连叙戎，水出黎渡”，《方舆胜览》说马边是“南据戎泸， 北走普资”，虽然是寥寥几句，但却说明了马边与周边山川的关系：马边，是小凉山的马边。过去，小凉山地区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彝人，据史载，他们的祖先*早在云南昭通一带，后来古侯、曲涅两大原始氏族向四川迁移，而大规模迁入这一地区是在公元4世纪。马边的彝族均系这两大家族的后裔，乌抛和恩扎等家支主要杂居在马边，而这正是一千多年来迁移的结果，所以现在彝族在超度死者时， 毕摩（彝族法师）送魂的路线就是从马边经过四川美姑、云南永善再到昭通，而这一线路正是他们的祖先到马边的路线。彝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且外表装束同汉人迥异，“男子椎髻于额或穿一耳”（《雷波厅志》），“男者以发挽髻出于额前，耳环大如钱，系于左耳”（《马边厅志略》）；女人则挽发著裙，耳环系璎珞珊瑚和金银珠宝，饰物极为精巧，“颇爱华丽”，可以说这是个有独特风情的民族。彝人在这块土地上自由地生活，同中原王朝关系稀疏，每年只有一些很少的朝贡。如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珉德（马湖世袭知府）来朝献马十八匹，赐衣一袭，米二十石，钞三十锭”。又如明朝宣德八年（1443），平夷长官司（马湖府四长官司之一，设在今屏山县新安镇）遭火灾，仍然献马两匹，这令自高自大的皇帝都很感慨，说“远蛮能恭谨畏法如此”。其实这样的话也只是说给自己听听而已，因为皇帝根本不知道那些为他贡马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也怪不得他，中国的疆域太大了，大得无暇顾及，因为自汉代以来，这些地方虽然早已收入王土，但人们对在这一区域的情况并不清楚，不过视其为边疆闲散之地而已，“其俗或耕田有邑聚，或随畜迁徙而无定居，以道路远阻，多不与中国通，而汉廷亦以其徼外蛮夷，不甚重视之也”（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其实，即便是到了民国初期，外面的人要进入这片区域仍然很艰难，所知甚微，大小凉山一直独立于巴蜀塞外，成为一个神秘、封闭的区域，“打开地图一看，四川省境，此区是一片空白”（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而马边就处在这个大片空白的边界上，即彝汉的交接点上。这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地区，统治王朝一直试图打开这片地区，但就是在唐宋强盛时期也未完成这一治边大业，在忧患之士看来，这里始终是一片未能真正征服的边疆。直到明朝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严关防，守要害，修封域，明斥堠，务农讲武，养威蓄锐，不以其归顺也而弛边防”（熬英《东谷赘言》序）。那时候，明朝整顿边陲的雄心显露无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下，边地风声日紧。明以前的马边犹如一块沉睡的土地，而此时已临近新的历史时期的拂晓。在明以前，我们看到的马边只是重峦叠嶂的景象，《通志》中说马边是“江流陡险， 山箐崎岖”，“地狭民稀，山高水急”，在那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没有城垣，没有驿站，也没有快马奔来的邮役，那里只有变换的四季和不变的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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