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名利的炙烤/古典新知》：
明清时代，乡试、会试考上来的是“正途”，其他的只能算是“异路”，是被科目中人看不起的。是所谓科甲世界。才气自负的王德就非常看不起三十年前的宗师：“这是三十年前的话。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知道甚么文章！”一个秀才可以轻视御史，因为御史不是正途出身。半通不通，器小易盈，连“先儒”是已经去世之儒者都不懂的匡超人，他也俨然以正途自居：“像我们这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勋戚人家子弟。”他当然不是什么“正途”，只是自以为是正途罢了。迟衡山说近日朝廷征辟杜少卿，他都不就；高翰林便反驳迟衡山：“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不屑一顾。假冒的万中书说马二先生：“学道三年任满，保题了他的优行。这一进京，倒是个功名的捷径，所以晓得他就得手的。”施御史便泼冷水说：“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万中书自己“从京师回来，说已由序班授了中书”，他谦虚地对武正字、迟衡山说：“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将来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这就职的事，原算不得，始终还要从科甲出身。”挺有自知之明。庄绍光征辟落选回来，在扬州有很多人欢迎他。萧柏泉奉承说：“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负大才，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今日回来，留待下科抡元。皇上既然知道，将来鼎甲可望。”谁知萧柏泉马屁拍在马脚上，庄绍光反驳他说：“征辟大典，怎么说不屑？若说抡元，来科一定是长兄。小弟坚卧烟霞，静听好音。”
一种制度总是培养出一种既得利益集团，这一集团就是这一制度的拥护者、鼓吹者，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既有那么长的历史，它当然培养出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所谓科甲中人。久而久之，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便会制造出一种为此制度辩护的理论，而所谓“正途”对“异路”的歧视就是这一理论的组成部分。科甲中人往往借着师生关系、同年的关系，结成朋党，互通声气，他们轻蔑、排斥异路上来的官吏，这是隋唐以来就有的风气，只是到了清代越发地牢不可破了。在清代，即便是没有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也要拜朝中的权贵为老师。在下级这方面，是为了寻找靠山；在权贵这方面，是为了笼络人才。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科，吴敬梓的挚友程廷祚因为不愿依附在大学士张廷玉门下而落选。在封建社会晚期，像程廷祚这样蔑视富贵、保持独立人格，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少了。而那位“天下之士，思一见以为荣而不可得”的张廷玉，正是雍正和乾隆极度信任，寄予重任的人。雍正时，张廷玉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翰林院，兼任十几个修史馆的总裁官。雍正弥留之际，特颁遗命，让张廷玉配享太庙。乾隆初政时，张廷玉和鄂尔泰同为辅命大臣。乾隆称赞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对于这样一个得到雍正、乾隆高度信任的权贵，程廷祚竞在给他的信中不客气地加以讽刺，我们不能不对他的操守表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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