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一九五七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种，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等。

　　为数已经不是太多的文学守土者，叶兆言以无所不在的世俗日常的演绎，给读者带来固有的而又久违了的文学温馨，以几分微笑、几分苦涩、几多平缓、几多沉闷，提醒人们通常视而不见抑或忽略不计的常识。
　　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收录作品十九篇。作者以旁观者身份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文化人物、文化现象，包括他所亲历的一些人和事。文风平实冲淡，富于谐趣，文章写得非常放松、舒卷自如、纵横捭阖。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没有呆板的学问，它是随性随心但又考证有据的文字，读起来令人击节，长了知识，也受了教益，尤其是写近现代文史人物的掌故随笔，同样很见性情，因此阅读本书也是和作者的一次愉快交流。叶兆言的散文内容丰富，语言畅达，文风清新，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散发出儒雅气息而富有功力，反映出一个作家的深厚学养及其浓厚的现实与人文情怀。

　　有个河南人去美国研究哲学好多年，突然看破红尘，起程回国，去少林寺当了和尚。大家觉得奇怪，既然是出家，何必远涉重洋，绕道美利坚，直接在老家上山不就行了。做学问犹如出家当和尚，有时候非得绕道走点弯路才行。顿悟的境界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达到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六十年代末，中国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炼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表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真是不太乐意接受，就是中国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用”。无论是在过去，还在今天，中国人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君子养浩然之气”。天知道中国的科学实用在什么地方，恰如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做爆竹敬鬼神，发明了指南针也不过是用来看风水，而火药和指南针只有到了洋人手里，才能成为征服殖民地掠夺宝藏的利器，应该说洋人讲究实用才对。
　　联系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著名的口号，就会意识到李约瑟并没有完全说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用”这个词早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是不知不觉。越是到近代，实用的观点越是甚嚣尘上。譬如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闻先生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闻一多生前也曾对臧克家说过：咻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
　　我一向怀疑这话中间多少有些做秀成分，按照我的傻想法，闻先生如果不是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情有独钟，有着特殊的兴趣，绝不可能成为一名纯粹的书虫。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先生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和古代文化作对，给传统添些麻烦，这种信念支撑不了多少时间，因此，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因为在习惯中，大家共同关心的兴奋点，常常是我们的行为有什么“用”，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有什么样的思想教育意义。以成败论英雄，以有用没用来衡量价值，这种学理定势并不是随便就能改变。做学问和做生意并不一样，可是在谈论别人的学问时，我们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是自己也忍不住变成了生意人。
　　正如把清朝乾嘉学派的考证说成是只会做死学问，简单地归结为一代知识分子怕掉脑袋，这种貌似深刻、似是而非的简单结论，多少有点投机取巧。乾嘉学者在考据上找到的乐趣是后人无法想像的，学问无所谓死活，书呆子往往比那些读书的机灵鬼更可爱。回顾已经过去的上一个世纪的学术史，我对闻一多先生学术研究的中断觉得最痛心，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独到匠心，空前绝后无人匹敌。与严谨认真的朱先生相比，闻先生的才学识各方面都更胜一筹。虽然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美术，但是因为早年就打下的良好西方教育基础，就如种过牛痘已有免疫能力一样，他不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做学问的那股疯狂劲儿，为了一个词汇一个神话下的刻苦钻研功夫，令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学人望尘莫及。
　　更难能可贵的，是闻先生拥有诗人的敏感与丰富想像。良好的基础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做学问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得，毕竟还不是凤毛麟角，无迹可寻。就像是否“有用”不是最重要一样，基础与刻苦只是鸟的一对翅膀，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也飞不高，但是，仅仅有翅膀仍然远远不够。诗人的敏感和想像能够创造一切，纵观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学问恰恰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完成的，诗人不计成败利钝，无所谓后果，不在乎起因。放大了说，诗人气质绝非只有诗人才有，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声无臭，来无影去无踪，它创造了世界上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
　　诗人气质不仅造就了第一流的诗人，还可以产生第一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产生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商人，产生第一流的军人和运动员。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诗歌精神上可以对话，大科学家本身就是一首诗，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他们的发明创造离开不了诗歌精神。乾嘉学者致力于训诂，达尔文研究人类进化，牛顿和爱因斯坦投身于物理学，都是异曲同工，因此，不要以是否实用来判断是非，不要以是否产生经济利益评估价值高低，这种并不很新的老调还得重弹。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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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采萍花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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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金最后三部长篇写的序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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