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迪·威塞福德的手落到了琴键上。对表演的要求也许是像一片秋叶落在水面上。“就是在这个晚上，”这时画外响起了的旁白：“有人决意毕生侍奉爵士乐。他的一招一式全要学泰迪·威塞福德的样子，从音乐到他触键的姿势。这些美国人从加尔各答、孟买、马来联邦、马尼拉、香港以及阿瑟港一路演奏到上海，仿佛就是为了让我们爱上爵士乐。”
今天，我们知道，那晚和他们打招呼的是兰斯顿·休士，因为这个黑人的缘故，一个虚拟的现实，被涂上了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幻影，它的影像的依据也指向弥漫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向旧上海致意的时尚。巴克·克莱顿的小号以及约琴芬·贝克的漂亮外衣，影响了某些人的一生。他们一直梦想买一张“大洋九号”的船票，经横滨往旧金山，到美国听一听真正的爵士乐。
那个夜晚，那个令人沉醉的夜晚，放荡的麦基双生兄弟因为前一晚上喝得烂醉，没有出场表演他们拿手的舞蹈，经理爱琳·维丝特没能把他们叫醒。
逸园的灯光暗下去了，画面正在逐渐淡出。这个日后遭受过大火的地方，此刻，正在将我们的思绪引向虚无缥缈之中。这一天，泰迪·威塞福德演奏的曲子是：《肚皮上有一只蟹》。
那个仿佛被考证过的地点叫懋益里，建筑风格——呃!如果有风格的话。是一种本世纪初英国许多城市里工人住宅区的条状建筑。它在本地的名称是石库门。一度它是上海市民殷实生活的象征之一。不过，这似乎是那种建筑的一个变体。
在一条弄堂的深处，如果不是由于地皮的缘故，就一定是在施工的中途——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改变了原先的设计。总之，它的内部奇怪的以一个幽深的天井为中心，环绕着曲折多变的走廊，面对着一扇紧闭着的彩色玻璃门，一架锈迹斑斑的铸铁楼梯盘旋而上，与二楼的一个小平台相接。
它在当时就那么旧吗?而不是因为莫名的怀旧之风甚至使它扶手上的百合花饰也已锈蚀?光线仿佛被折叠过多次才被反射到窗户上。这使它的白天具有一种月球般的清寂，我们的目光掠过这一切，最终，滞留在已褪色的玻璃门上。它天然地带有一种暗示，仿佛它就是为了紧闭着才被造出来的。
此刻，没有人进出过这扇门。而有人总是从二楼的窗户跳进跳出。那架旋转楼梯正是通向窗户的。我相信这是一座真实的建筑，而不是电影中的布景。它的令人费解的布局，是它的精心地选择，在第一印象中避免了环境通常所带有的阶级分析式的表意功能。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部“向美洲”的影片，却含有了一种“自深渊”式的欧洲味道。它的摇摆的品性已经显露无疑。如果它不幸不是一个优点，但它至少是一个特点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佣人们通常从后门进出，带着她们采购的物品和听来的闲话。一个长镜头在水池处掠过她们用头油抿紧的黑发，仿佛是不经意的放开她们，镜头以新浪潮时期法国式的运动转向另一边，从幽暗的楼梯处将建筑的内部剖开。这个石库门的变体，在人们居住的三层阁楼上，以一个老虎窗表示了一点对传统的敬意。此刻，它向着星空敞开着，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不可穷尽的暗夜。
阁楼里点着一只赤膊的十五瓦的电灯，它给了影片昏黄的影调一个黯淡的呼应。有人凑着灯光在作着去沙逊大厦演奏前的准备工作。他穿着衬衣和白色的短袜，悉心地梳理着头发——他的纹丝不乱的头发将伴随他的一生，即使在他最为落魄潦倒的段落里。他信口吹着口哨，作为声音元素，它幸运的是那种胡诌式的调子，避免了被过度诠释的噩运。
片刻，(真正的片刻)他收拾完毕，他小心翼翼地将椅背上的长裤搭在手臂上，拉灭了电灯。然后，提起装着萨克斯风的乐器盒，有条不紊的跃出面临小平台的窗户。最后，从外面把窗户带上。这时，他的乐器盒第一次在楼梯扶手的百合花饰后闪过，而且，音乐在这时响起，斯科特·乔普林的《华尔街》。在影片的尾声，在深夜外滩的楼群前，我们将再一次听到这首乐曲。
在天井里的彩色玻璃门前，他放下乐器盒，这才套上长裤。他对笔挺的裤线深感满意。这个形象，这个在未来将被影片反复拨弄的形象，穷愁潦倒的命运已不可避免。音乐在此停了一拍。影片转而接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
在他父母的卧室里，门窗紧闭，窗帘低垂。他的母亲因病在床上躺着，她的头上蒙着湿毛巾，似乎是在作物理降温。而他的父亲也早早的上了床，与妻子并排而卧。虽然有人生病，但是两人看上去并不愁眉苦脸。我们将会看到，这对活宝言谈中常带有的奇谈怪论以及他们是如何袒护儿子的。
就像弦乐中的拨弦段落，这场戏含有一丝谐谑的成分。他进来问安，在床前逗留一会儿，就想离去。“姆妈身体好点了吧?”普通话中夹杂着南方口音。虽然明显，但并不刻意。影片显然没有染上方言狂热。他的母亲有气无力地抬抬手，表示无关紧要。而作父亲的则欠起身，将背后的枕头垫高一些，以使自己靠得更舒服。“你母亲偶感风寒，无伤大雅的。你放心出去玩就是啦!”这对白听起来就像是被演员念错了一般，但也符合他的故弄玄虚的作风。作儿子的申辩道：“爹爹，我这可是正经职业!”父亲长吁短叹道：“唉呀!这种地方，你姆妈和我都见识过的。”母亲在病中附和道：“你爹爹说的对。”这无聊的对白只是为了让他赶快走。而他果然推说要迟到了，便朝门外走去。
他的父母还在后面哕嗦着：“那你快走吧，人家帮你找这份工也不容易。不过说到音乐，你比他们有天分。他们比你勤奋，你比他们懒。将来……”他打断父母的唠叨：“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他出门而去。而他的父母在床上相对叹息，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志满意得的模样。
就我而言，上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的，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像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
十分奇怪，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幻想，仿佛有一个时间上的锈斑似的顶点，虽然我在迷宫般的旧城中见过几百年前的城墙遗迹，但我的充满幻想的视线始终在二十世纪的短暂百年内转悠，再往前，那是一个古代化的现代，一个在英语中尚未将to Shanghai这个动词视作以强迫和欺诈手段雇佣水手的同义词的时代，肮脏、糜烂和混乱就要同殖民者一同到来。此前，那个遥远的乡村中国的上海就像绢上的墨迹，意味深长而又无以名状。呃!这个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要不断修改的想象，却出乎意料地像是一个所指。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因为感官的作用时常令我们迷惑，而一个遥远的过去却稳定地散发着仿佛是传统的光芒。
我时常自问，我是否怀有普鲁斯特式的雄心，想要在记忆深处召唤出逝去了的时光的原貌，而我也不断告诫自己放弃这种努力，那个由诸种物质构成的上海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如同一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当的描述过，它就是不存在的，而描述所经历的衰减、损耗和变易更加深了这一点。
我对这十几年来的各类文字(这些东西都以特纯的文学观来约束自己。)所汇聚成的那份关于上海的纯洁狂想，没有疑义。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个通道而已。我此刻关心的是他们的所来之处，不是这个游戏，而是这个游戏的规则，也就是所谓“古老的叙事逻辑，出自某种甚至我们出生之前就将我们构织了的象征形式”。我从最基本的角度，甚至我
想说是从最低的角度来看上海，我尽量避免使用感情色彩过度的词。
你可以在今日的上海写作中读到所有最时髦的语汇，而且大都烟尘般的随风飘荡，他们由某幢旧宅及附着其上的民国传闻，一堆仿民清家具、满清款式的唐装、永远不老的香港明星和倚老卖老的台湾明星、摇头晃脑的日本艺人和鼻梁笔挺的韩国美人、英国的一两所学校和美国的一两家公司，一辆德国的汽车和一桩永远担心有外遇的婚姻所组成。当然，还要捎带着一两家新开的餐馆、一两则半新不旧的黄色笑话以及一两则恶心人的手机短消息。如果你知道上海的人口的结构，就会知道这种文学指涉的社会阶层所占的微弱比例，我当然知道优秀的文学不是统计学，不因为书中的人物是罪犯而成为末流的作品。
这些语义重复的写作，有一种悦耳的阉人歌手般的纯美，中性或者说雌雄同体、有着丝绸般的温柔手感、钻石般冷漠的光芒，越来越接近于时尚杂志里杜撰的美容和瘦身手册，你有一系列指标需要供奉，我敢打赌，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人做到的，除非你像传说中的玛丽莲·梦露那样抽掉两根肋骨。
在某种意义上，我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风格和结构才是一部作品的精华所在，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一个时期的文学如果不能建立在各类成熟的风格之上，而仅仅是文献意义上的档案，那么这种亦步亦趋的文学和他所描写的时代，最终毫无意外的会趋于湮灭，我一贯的看法是，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更极端的看法是，甚至因为那个时代糟糕的文学而更快地被人遗忘。
在这里，“上海”是“表示删除的斜线，镜子的表面，幻觉的墙，对照的边界，界线的抽象，能指的倾斜性”，等等。
你知道，我随意套用的就是罗兰·巴特的S／Z中的那根斜线，让我们回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形式，他提醒我们注意没有简单唯一的事物，在每一个简单判断中都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他们彼此映射，十分耀眼，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才容易使人熟视无睹。就像我在别处引用过的昆德拉的观点，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说的那样，“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
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米兰·昆德拉进一步强调：“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
这可能是我说“小半生”的意思，“小”意味着个人立场和作为小说作家的态度，“半生”在暗示着有限的时间长度之外，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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