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有一个铁定的习惯，就是当圣驾临幸任何房屋建筑时，第一个走进去的，必须是她；如果里面已经有人，这个人就得退出，让太后走进去后，其他的人才能趋步上前。所以，在太后上车之前，便有随从上去把车上所有的工役一起赶下车来，叫他们整整齐齐地跪在暗处，低着头，静候太后上车。
在这段时间里，这列御用火车照样升着火，车头烟囱里照样在冒着浓烟，汽锅里也照样蓄满着蒸汽。我们都为此捏把汗，因为没有一个工役在车上照料这一切。
太后在自己的车厢里坐定后，火车的司职人员们才爬起身来，回到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去。
我们在准备出行的二十多天里，庆善是最焦头烂额的，这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在发生，他心力交瘁地在处理。
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太后在宫中用惯了太监，坚持着要叫那些太监们去担任驾火车的任务，她恪守着不用男人来服侍的古训。那些太监们大半在宫里奴役多年，满可以胜任一般的男管家或奴婢的事务，但他们从没学过驾驶火车，连有关铁道的起码常识也没有，他们如何行
车呢?还有，原来车上的那班工役怎么安排?庆善费了许多口舌，才打消了太后的成见。最后，太后还是反复地叮嘱，不准那些铁路工役走进她的视线里来。
我二哥的穿戴和庆善的大致相同，他是一位公爵的儿子，而且还是承袭这爵位的人。爵位原来只是一个虚名。我二哥等于是太后的一个侍从副宫，没有什么实权，地位却比一个男管家来得高，因此在朝见太后的时候，他就凭着这个公爵的头衔，每次总是站在庆善的前面，就是站在和太后格外近一些的地方。这种待遇，在那时候算是一种极光荣的事情。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弟兄，也没有庆善那样大的权势啊。我并不知道一个虚而不实的爵位能有多少价值，只不过我们祖上确曾有过许多特殊的功勋和战绩，才能得到这个恩赐的爵位。
我二哥的箭衣、马褂、纬帽，跟庆善的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腰带上的扣子。他那副扣子是用二十四开的外国金造的，接连着三个金环，用一根极精致的细链系着。这三个金环的分量都是很重的，打磨得十分光滑，上面还凿有许多花纹；我二哥欢喜用卐字，所以他的环上都凿着无数的卐字。这扣子的大部分虽然都是金的，但上面也有好几块上好的翠玉镶着，因此比庆善的更好看。二哥忠孝带上的两个荷包，也有极美丽的花纹绣着，颜色更是鲜艳夺目。二哥觉得朝中的一班大臣没有再能胜过他的，尤其是自己曾经受过西洋教育，自视很高。在那时，中国官员懂洋文的还不多，所以他是格外的金贵了。
我二哥的相貌原是长得很俊雅的，他还戴了一副夹鼻眼镜，他戴这眼镜是因为他的眼睛有点近视。说到他这副眼镜，我又想起了一桩笑话：虽然眼镜在中国已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不能再说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但像勋龄戴的这副夹鼻眼镜，却还不多见。在朝廷上是没有第二个人戴这种眼镜的，因为戴这种夹鼻眼镜的人，非高鼻梁不可。勋龄的鼻梁是很高的，可以不费事地把眼镜夹起来。我们初进宫时，二哥第一次上朝，太后就让他站在一个很引人瞩目的位置上；因此，别的朝臣对他都非常注目，其中有一位好奇的人，竟像看什么西洋镜似的，把他的视线盯住二哥的眼镜出神。最使他不解的，大概是那一根一端系在眼镜上、一端系在钮扣上的金链。好奇的人大概觉得这一根金链虽是在二哥的马褂钮扣上系着，可那链是软的，何以能够托住那眼镜，使之不掉下来呢?于是他就格外目不转睛了。二哥原是很顽皮的，他见这位大臣老是瞧着他的眼镜，便故意把自己的鼻梁一皱，那眼镜立刻掉了下来，慌得这官员忍不住叫了声“啊”，忙不迭地抢上前，伸手想接住眼镜。不料那眼镜有金链系着，掉到了二哥的腰间，
只在那金链上转动。
这位大臣的眼睛睁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再试一次让我瞧瞧吧?”
二哥真的又试了一次。
这位大臣瞧了，便咧着嘴笑，并请求二哥把这眼镜借给他试试看；可是他把他的鼻梁也擦红了，还是夹不上去。
理由很简单，这位老先生的鼻梁是扁得像没有一样，自然夹不上去了。
从此以后，勋龄的这一副夹鼻眼镜，便成了他同僚们好奇心的集中点了。
她指点着的那些荒坟，其实就是义冢；义冢乃是地方上的慈善机关所经营的，并不是个人所能担任的善举，这一点她老人家可就不能理解了。
谈到扫墓，虽然每个人的原意都是相同的，但它的形式，却因各人的经济能力之不同，又可分为以下的几种：
第一种是富贵人家。他们必先准备下一席十分丰盛的酒菜，让仆人们扛着抬着，恭而敬之地去陈列在他们的祖墓的面前；一面焚化纸钱，一面叩头行礼。这样陈列上几十分钟，他们便把所有的酒菜依旧端回去，一古脑儿地送进了自己的肚子中去。
第二种是中等人家。他们虽也不致无力整治酒菜，但他们的祖先既没有明明白白地向他们索要，他们便决意从简了；可是纸钱总得带去焚化的，因为自古相沿成习，虽然从不曾有人举出过实证来，但大家都深信纸钱焚化之后，死者便可得到真的银子了。好在活人原不须用钱锭，只要花少许的钱，就可以买到许多的纸锭了。如真的要活人把自己要用的钱票、银票、洋钱去焚化给死人用，他们便抵死也不肯了!
第三种是中等以下的人家。这些人家的经济状况，大概用“捉襟见肘”四个字来形容，必然是很确切的了。他们因为所有的钱实在太少了，每天要买活人吃的米尚嫌不够，怎能再去办那祭死人的酒菜和化给死人用的纸钱呢?于是，每逢清明节，他们也前去扫墓，但酒菜和纸锭是绝对不带的了，他们只在坟的附近掘几块泥土，亲自捧着去堆在各个坟的顶上，再从道旁的杨柳树上，随便折几枝嫩绿的新柳，插在那泥块的中央。杨柳是每年春季最先长出叶子来的树木，所以人们拿它作为一种点缀品。这种点缀品，当然不是给过路的人赏鉴的，他们的意思是要使自己的祖宗知道，他们虽然很穷，甚至无力购买纸锭，但在他们的心上，却还始终惦记着各位祖先呢!这样，各位祖先虽然没有好酒菜吃，也没有纸钱用，而在心灵上，终于得到一种安慰，做子孙的能使他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毕竟可以归纳人“孝思不匮”的一类中去!
最后一种人家，竟连泥土和新柳也不能备了。这里所说的不能备，当然不是说他们买不起泥土或新柳，因为这两件东西原是不须花钱买的；但也许他们的祖墓离他们的家太远了，他们或因盘缠的缺乏，或因忙于工作以图糊口，不能前去，就只得让他们的祖宗受些委屈了!现在，就是这一堆永远无人前来祭扫的义冢所显示着的荒凉凄寂的景况，打动了太后的龙心，以至于使她在极兴奋的旅途中，突然感受到了一阵不能形容的悲哀。
正因为我太善于幻想，感情也容易冲动，此刻见了这夜景，便有些后悔随驾东来，大有立即回北京去的想法；不过我也很明了自己的性格，这种想法只是神经一时受了刺激后的闪念，决不会变为一种强烈的行动；也许睡过一夜之后，明天就不再这样想了。
可是无论如何，我的胆子总是大不起来，正像一个小孩子在床上做了噩梦，醒来之后，也会吓得哭起来一样。我眼前老是觉得有许多鬼影在晃，在这空荡荡而光线不足的古宫里憧憧地来往。我还不住地给自己解释：“真的!这里一定有鬼!正和北京的皇宫里一定有鬼一样。这两处的宫院中，几千年或几百年来，已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里面了!他们的尸骸虽已运出去埋葬了，但他们的灵魂是永远会存留着的。这样算起来，宫里面该有多少鬼啊?以数目来讲，北京宫里的鬼当然比盛京宫里的多；但北京的皇宫是终年有人住着的，并且人气很充足，阳克阴，因此鬼就不敢出现了，或者是那些鬼终年给人惊扰，所以人鬼相处，一点没有不和的现象；而这里却已几百年没有人住了，留守的人数又太少。这里的鬼久已住得很安宁，一旦忽然来了这么许多人，哪会不扰得他们怨恨呢?我们尽把这里看做我们的老家，但在鬼的心目中，我们必然是一群可恶的外族；所以他们一定会勃然大怒，蜂拥而出，给予我们以相当的威胁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神经过敏，哪里会真有什么鬼呢?但我的整个的心灵竟被困扰着，任凭他们作祟。甚至当那些太监在外面庭院里走动，暗淡的灯光映出了他们的身影时，我也会当他们是鬼的影子，立刻有几分恐怖的感觉。这些情形，现在说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那个时候，身临其境，却有些明知不是恐惧而偏要恐惧的难处。宫院可以打扫，人的精神却不能打扫洁净。
我终于因为震颤过甚而不能在廊下久留，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中去。
我们这一间寝室里一起躺着四个人，除了我和妹妹，还有两个女官跟我们一起住。此时她们三人都已睡得很热了，因为恐怖和不安宁的幻觉不曾侵入她们的脑神经，她们早已安然入梦了；可是我却惟恐大祸降临，连吹熄烛火的勇气也没有。虽然我自己也很明白，这是一种十分愚蠢可笑的想法，像这样戒备森严的宫禁内，难道真会有什么不幸的事件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需怀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知道这时候太后已在那正殿的寝宫里睡得非常的安适。我是她的侍从女官，当然也不应受丝毫的恐吓，我应该镇定下来，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地捉弄自己呢?
就在这样思绪自相矛盾中，我独自爬上床去。初躺下时，我觉得今晚是不会有个安稳的觉好睡了，也许连眼皮也不能合上；我在床上翻腾了半晌之后，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一来，居然把眼皮合上了，而且一觉睡得很舒服，连天亮了也不知道。
“天亮了!”我突然被一个宫女摇醒，她告诉我，时候已不早了，别人差不多全已起身，连老佛爷也在梳洗了。于是我便睁大了睡眼，慌忙跳下床来，随着大家一起穿衣整妆。每天早上，我们这八个女官，必须先一起走进去给太后请过晨安，才能依着轮定的次序，分班入侍。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