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是戴秉国同志的回忆录，主要对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一些他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他早年的一些经历。这些战略对话和特殊经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在书中，戴秉国同志以平实的语言，提出并回答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哪些？在台湾问题上如何处理“蜂蜜和苍蝇拍”的关系？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中俄就像两根“谁也离不开谁”的筷子？朝核问题何以成为世界性难题，各方关切是什么？回忆了如何促成中国龙和印度象从相争到共舞；如何“破冰”甚至“融冰”，推动中日关系转圜；如何迫使法方不在对华政策上瞎折腾；以及自己如何走出云贵高原的山高林深。
　　书稿披露大量外交细节，重要人物轮番登场，更有作者本人精彩而精准的评论和思考，并附有60多张首次发布的珍贵照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成长史，本世纪初大国外交的全景式画卷。

　　★与您就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发展交换意见总是令我十分愉快，您缜密、坦诚和政治家般的思考令人肃然起敬。
　　我很荣幸与你长期共事。你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你广博的知识、娴熟的外交技巧、值得信赖的风格，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始终不断地努力寻找方式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视你为我尊敬的朋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我一如既往地对与你见面感到高兴，并对我们两国的重要关系自四年前对话开始以来所取得的积极进展深感鼓舞。我相信，未来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取得进展。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您不仅是一位可靠、坦诚的对话伙伴，为发展我们的战略对话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我始终乐于与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您永远是俄罗斯欢迎的客人。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我完全赞同你对近年来印中关系的积极评价。两国关系取得重要成就，你为此发挥7宝贵作用……我很幸运能在两国关系大丰收的时期与你合作。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
　　
　　★阁下顺应贵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明确宣示坚持和平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已被贵国新的领导集体所继承。
　　——日本前内阁官房参与谷内正太郎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中国改革开放才只有30多年时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还处于起步阶段。10年战略对话，为我们更好认识世界变化，清醒判断自身处境，科学谋划和实践和平发展，妥善处理与各国关系和国际争端，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深入思考、探索和学习的机会。
　　10年的战略对话，对我自己也是难得的学习、思考、提高的机会。它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自己，更好地认识了我的对话伙伴所代表的国家，结交了一批颇具战略头脑的朋友，特别是更加懂得人口众多、块头很大、快速发展的中国应当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本书是对10年战略对话及相关事件的一个粗略回顾，也穿插了一些我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一点我早年的经历。这些经历，特别是新中国对我的培育和锻造，我从事对苏联工作和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受的历练，对我主持好战略对话、完成很不轻松的使命是不无关系的，因为每一次对话都不仅是对体力和智力，更是对能力和意志的考验。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当这本回忆录问世的时候，中国外交又大大向前发展了。我相信，中国外交的未来必定会更加精彩。
　　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我自己和这本书也不例外，诚恳欢迎读者指点批评。
　　中苏关系大致可划为四个10年，即蜜月10年（1949-1959）、论战10年（1959-1969）、对抗10年（1969-1979）、谈判10年（1979-1989）。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把新中国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党提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苏联模式也成为新中国模仿的榜样。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了宝贵的援助，为新中国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苏联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新中国以苏联为师，梦想建成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富足的生活，当时人们的衣着打扮、音乐、戏剧、小说、电影等各方面都深受苏联影响，社会各领域都打上了苏联的烙印。中苏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人民友情深厚。
　　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内外政策都发生了变化。中苏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并逐渐公开化。两国一步步从亲密盟友变成公开对骂的敌手，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随着中苏关系越变越差，苏联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苏分歧还从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到国家安全领域。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5日，苏联方面打来政府专线电话，要求和周恩来总理或陈毅外长通电话，但我方的接线员拒绝转接，还斥骂了对方。15日，苏联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再次侵入珍宝岛地区，并向中国境内纵深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打退苏军的三次猛烈进攻，保卫了国家领土。21日，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要求同毛泽东主席或者周恩来总理通电话，再次被我方话务员拒绝。后来，毛主席提出了批评：“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我就拒绝了？”
　　当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再次要求同中方领导人通电话。我们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鉴于当前情况，打电话不合适，如果苏方有话要讲，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当时，毛主席指示，准备外交谈判。随后，苏方得信后，提出恢复边界谈判。3月下旬，毛主席再次说：“要准备谈判，我看时候到了。”
　　1969年8月，苏方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当时有西方人士向我方透露，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气氛骤然紧张。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当时，我们担心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内部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两国总理同意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尽管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成果，但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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