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谈家桢》：
会后第三天，我在家桢的病床旁，看着医生把他推进了手术室。我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由于手术难度很大，主刀的王主任经过审慎又熟练的反复触摸，在完全确定病灶后才干净利落地把病灶一一切除。此时，时间已经过去11个多小时了。
手术刚完，王主任摘下口罩顾不得休息就走出手术室对我说：“好险哪，幸亏及时手术，如果再迟10来天，就有可能穿孔，到那时再手术的话，就凶多吉少了。”我听了王主任的话，心中窃喜，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与家桢生死攸关的决定。如果不陪他去检查，如果不及时送进医院，如果不立即手术，那后果将会……但是，我十分清醒，手术只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以后的护理绝不能疏忽大意。
术后恢复得很好，但化疗也不能放松。术后两三个月后，上海的天气相当闷热。我俩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到庐山去休息一段时间。于是，我带上针药和日常用品，与家桢一起上了庐山。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假期，我们就回到了上海。此时的家桢还需要精心护理，除药物、营养要及时调整外，还需要精神慰藉。大病初愈的人，不仅在药物、营养方面要及时调整，情绪上也不能大起大落，既要有战胜疾病的勇气，也要有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的决心。为了家桢的健康，为了他能早日康复，我决定向自己的工作单位请假，以便全身心地护理家桢。可是，我工作的上海电力职工医院的院长没有批准我的假条。平心而论，院长不同意我请假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医院好几年都没有医学院校的毕业生补充进来，像我这样有着长期临床经验的医生并不多，他从医院工作出发不同意我长期请假也是可以理解的。可对于我来说，就进退两难了。如果不请假，家桢谁来护理？家桢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护理，而是要根据变化要求的精心护理。我思前想后考虑了好久，觉得精心护理家桢的最合适人选就是我，任何人也无法替代。当然，我请假确实会给上海电力职工医院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我毕竟只是医院的一名医生，是一名可以由其他医生替代的普通医生。在权衡了两者孰轻孰重后，我最终决定请假不成就提前退休。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桢，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所以，我在请假的同时，也交了退休申请报告。
1975年，家桢逃过了一次劫难，康复得也比较理想。
1976年，是中国时乖命蹇的多难年代。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病逝；9月9日，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中国三位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世，这无疑是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人们为此而痛苦、焦灼和忧虑。家桢也是如此，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去世，更令他回忆起主席几次对自己的殷殷垂顾，如今伟人已去，怎不令人悲痛欲绝！当年上海市在文化广场设有毛主席的灵堂，由党政军领导及各界知名人士轮流为毛主席守灵。家桢也被叫去守灵。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内心的巨痛和现场哀乐低回、痛哭饮泣的悲痛场面，还是几乎让他昏倒。家桢一回到家，我见他脸色苍白，拉出的大便呈深黑色（这是带血的结果），便不由分说，拉起他就往医院跑。医院检杏结果表明．粪便内血为强阳性．他的血色素已降至80克／升左右。于是，我就为他办了急诊住院手续。
家桢住院了，我又只好向上海电力职工医院请假了，医院领导还是不同意我请假，只有家桢需要手术时，他们才同意让我请假。我无法违抗他们的决定，只能每天单位、病房两头跑。真的好累！家桢住院检查的结果出来了。那时的长海医院，已是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了。医院诊断结果表明，大便里带血是广泛性、糜烂性、萎缩性胃炎的结果。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再次手术！第二次手术由吴孟超教授主刀。一刀下去，竞发现胃部全黏连了，必须十分细致地剥离，为了彻底清除病灶，把胃也切除了三分之二。这次手术整整做了6个小时。
在手术的当天晚上，我在半醒半睡中似乎听到家桢嘴里发出的咀嚼声。我立刻睁开眼循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一看真是吓了一跳，原来插进胃里的胃管，从胃里滑出来堆在口腔里了。我马上叫值班医生，可值班医生对此束手无策。此时，只好我与他一起小心翼翼地把消毒胃管再插入胃内，以防吻合口破裂。
护理病人，尤其是护理像家桢这样刚动过手术的重症病人，是要事事当心、处处留神的，稍有不慎，就会增加病人的痛苦，或者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第二次手术时，由于胃壁脂肪厚，为了保险起见，吴教授多缝了一道，于是，术后吻合口便不畅通了。经过多次会诊并采用中药、西药、球蛋白、白蛋白、输血等多种措施，还是没有明显改善。这时插着胃管的家桢急了，他问我：“这次我能逃过劫难活下去吗？”其实，我也很急，可我第一不能给他增加心理压力，一定要鼓起他战胜病魔的勇气。我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惊涛骇浪都经过了，还怕这点风浪？一定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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